斌都是有能力的官员，因此，他决定放手给他们两个商量着去办。那个宋纪灵在舒州屡屡不得意，这次也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因此工作起来格外的卖力。
当然，作为舒州实际上的主政者，刘鼎必须对舒州进一步的熟悉。因此，他用了几天的时间来熟悉舒州的民政和财政情况。舒州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只有户两万三千二百六，口约十一万四千八百。这只是户籍人口，而不是实际上的人口。实际上舒州有多少人口，谁也不知道，而要统计实际的人口数量，困难很大。
因为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的舒州当地人失去了土地，于是纷纷外流，户籍上记录的人口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尤其是望江县，这样的情况最为严重，由于雷池水寇的影响，当地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是空户。当然，舒州也有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人口，在江南的宣州等地，土地兼并比舒州还要严重，从来逃亡过来的流民更多，舒州刺史衙门之前曾经做了初步调查，发现从江南地区迁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至少有两万多人。
这些人多半聚集在皖口城附近，使得那里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尽管那里还没有城市的影子，可是大家都明白，那里终究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刘鼎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现在的皖口城，就是日后的安庆，是安徽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如何处理这些流民的问题上，刘鼎直截了当的表示，可以在皖口城建城，将其当做舒州下辖的第五个县。
舒州目前的财政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年收入（岁收）超过3万缗（贯）。这是个了不起的收入，要知道，唐代末期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主要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盐铁专卖，另外还有茶税、酒税等专卖品，普通的税赋收入极少。根据资料记载，大历初盐利收入为60万缗,末年超过十倍,那就是600万缗,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60%。至于唐后期，随着茶税的日益加重，茶利也同步增长，大约每年获利100万缗。
而舒州，恰恰是个没有盐铁，没有茶酒的地方，天柱山出产的天柱剑毫，根本上收不到一分钱，就是这个地方，每年还有3万缗的财政收入，说明这里的农业和商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受到战争的太大影响。刘鼎之所以想方设法要进入舒州，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任何时代的争霸战，没有一个坚固的后方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打造更加繁华昌盛的舒州，刘鼎决定对税法进行一定的调整。
根据诸葛斌的详细介绍，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贞观年间又作了详细规定：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交绢2丈，绵3两，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调”。这就是租庸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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