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核心，无法凝聚党心、民心。但是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我们知道，老百姓对当政者出自内心的歌功颂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骂当官的，就和我们现在这样。
所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不是那么容易的。30年代初期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群众集会就高喊：“保卫苏维埃，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了，1935年到陕北后，就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了，只不过没有那么普遍。
由于极度的个人崇拜，后来给中国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但是不等于说毛泽东的威信是宣传的结果，也不等于人民把毛泽东当作神，而是对领袖的热爱。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会有更深的体会，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有漫长的历史和伟大的功勋作为基础和积累的。
吴铭轻轻叹了口气，这是时代的选择，这是历史的注定，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只能这样认为，意识形态、思维观念的不同，决定了这是一个必然。而在英国，二战一结束，由于丘吉尔的权力与威望都达到了顶峰，英国人民唯恐他们的民主制度受到威胁，出现一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强者，立刻毫不犹豫地将这位功臣赶下了台。而丘吉尔却没有中国人那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切与伤感，而是很开朗地说道：“看吧，这就是民主，我们一直在争取的东西。”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历史的必然，不是一只小小的蝴蝶扇扇翅膀便能改变的。
“抗日大学邀请我去作报告，这让我很为难。”多萝西继续说道：“本来想此次延安之行会有所突破，没想到还是走着埃德加的老路。还有你，说得好好的要帮我，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好象就长着眼睛和耳朵。”
“时间差不多了，你做完报告咱们就该走了。”吴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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