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所欲为，而没有一点办法。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汉军在后方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比与突忽正规军作战时的伤亡。
汉帝国内阁对张熙的提议，争论了一两年。眼看着国库一天天的空虚，最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勉强通过了这项提议，并取名为“红色讨伐令”。
此令一下达，早已心怀愤怒的汉军便大开杀戒。此前被怀疑成叛匪的人，统统被斩杀，家眷被拍卖。杀红眼的军队，即便面对一个未满月的婴儿，只要怀疑他有威胁，就可以将他杀死。这样的屠杀越演越烈，到后来汉军遇到村庄就屠杀，看见人就斩首。
不过，屠杀的成效也立刻显现出来，除了逃入山里的突忽人外，大月等三州的平民，基本上被洗劫过一遍，所有有怀疑的人都已不存在。后勤道路，也因此畅通起来。汉帝国又尽全力调集了七个甲等军团，三个驻扎后方，四个进入新罗、度信两州。
突忽人溃败了，正规军被彻底消灭。汉军又接着在这两州内实行屠杀。不到两年时间，这场旷日持久的讨伐战便结束。五州人口也从叛乱前的两千万，到结束时只剩下了不足一千万。
在这场规模巨大的叛乱中，汉帝国也损失惨重。十个甲等军团，都先后上过战场。各军团到战役结束时死伤减员大半，战后重组又耗费了巨资。此后，汉帝国国库的亏空便一直没能填补上。
红色讨伐令虽然残忍，但是很有成效。如果不下达红色讨伐令，这场叛乱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人知道。可是战后，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张熙，却遭遇了一场灾难。
叛乱结束后没有多久，国内一些人，就开始叫嚷帝国的仁义到哪儿去了？难道象我们这样的文明人，只会去屠杀无辜的平民吗？难道我们的军队只能杀害婴儿吗？他们有什么罪？无辜屠杀平民，我们和野蛮民族有什么区别？
汉国应该以仁义治国，以宽怀为本。对待有罪之人，应该善意的去教化他们，而不是赶尽杀绝。张熙是嗜杀成性的刽子手，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反对之声、叫骂之语，在朝野、在院校、在民间学者界，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张熙背负上了屠夫的恶名。面对纷至沓来的上书、上表甚至血书，内阁沉默了，皇帝也沉默了。面对罢免张熙职务的要求，更换胡公家族家主的要求，甚至赐死张熙的要求。一边是功不可没的平叛功臣，一边是激愤难平的各阶层人士，帝国高层陷入了两难的处境。
在一片谴责声中张熙自愿辞任，申请离职回家修养，内阁及皇帝也顺势批准了他请求。张熙回家后不久，便郁郁而终。临死之时，口中还喃喃自语：“我问心无愧！”
对于张熙的死，朝廷只追授了他上将的军衔，连个封号也没有赐予，就匆匆了结。汉帝国编修司在记载张熙平生传记时，也是了了数行字而已。
张熙之死及其遭遇，在反对屠杀的人中引起了欢庆。纷纷传语，这就是残暴者的下场，自古从白起始，搞屠杀的，就没有一人会得善终。张熙还算幸运，他是胡公世家的家主，又是皇帝的姐夫。所以没有被赐死，不然白起就是他的下场，说不定满门都会因此获罪。
在言论的影响下，汉帝国内阁又制定出红色讨伐令的细节规定。新的红色讨伐令规定：战时只能斩杀确认为叛匪之人及其亲属或者亲匪之人。战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保留下来用于拍卖。
平民在没有证据指认他和叛匪有联系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屠杀。只能收缴那些通匪人家的财物，一般平民家的财物则不允许抢夺等等。
在本次的平叛突忽及高句丽战役时，汉军都是比较文明地执行红色讨伐令，军法处也是严格监督。这样的规定在辽东四郡效果还不错，可是在西部五州却是寸步难行。
大月、大宛、乌孙三州的突忽叛匪们，靠着后方的支援，靠着当地平民做为耳目，他们一直牢牢的拖住汉军的前进步伐。让后方新罗和度信两州的突忽正规军得到了充分的整备时间。
五年中，突忽正规军已经达到了五十万，里面包括了新组建的骑兵部队。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还不能与汉军甲等军团相媲美，但数年的训练，也使得军队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突忽又新罗、度信两州实行平民轮训制度，农闲时候，全体青壮年都要集中训练。
此时，伪突忽汗国一声令下，便可在农闲时集中一百万人步军、二万骑兵，后勤人员则可达到三百万人。突忽人已经不甘心蜷伏于后方，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冬季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