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超越钱穆，石越还提出了“逻辑学”的概念。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到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并且又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隐约或清楚的表达，并且其中还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石版《论语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辩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只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议。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 仙武真神小说5200仁宗以来对士大夫也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也是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的确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用李敦敏的话来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是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夷和桑俞楚这两个年过不惑的人，才在心里暗暗叹服石越的小心是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而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他大哥也就唐棣的父亲唐甘云的信中，用肯定的语气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当轻易当大官，便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可以说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的繁荣，国家从工商业中得到的税收几乎与农业税不相上下，身家亿万贯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虽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之家，但是其财力也是相当的可观。买下一座雕版印刷坊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小意思，更何况石越带给他们的棉纺技术，能带来的利润让唐甘南做梦都能笑出声音来。
在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而石越也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订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可以说是不计工本，请来的尽是第一流的工人，采购的木料、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是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又谈何容易？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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