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的年号之内，臣认为年号得改之。明年正月初一为皇上天启纪元开始，而今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应该借给先帝，称为泰昌元年。
在中国帝王史上，封建皇帝有庙号，有年号。庙号，有时也称庙讳，是皇帝死后的名字，或代称。年号，是封建帝王为记其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它始于汉武帝。一旦没有年号，没有纪年，就表示着否定他的存在。同样，如果明光宗的泰昌纪年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在明代没有明光宗这个皇帝，没有泰昌这一朝。而这些都是违反历史的。
按照历代礼制，“未跨年不改元”。李若珪的改元之议提出以后，有人立即表示反对。
御史黄士彦说：“若中岁改元，使人君不得毕其数，嗣君不得正其初始日期，子义为不经。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未及改元，修史谁能隐之”。
而御史左光斗，则不同意黄士彦的说法。他根据唐代曾有“父子共有一年”的先例，赞成李若珪的建议说道：若今日之议，万历到四十八年，泰昌也有元年。史书上自八月初一日前仍书万历，自八月一日后至十二月则书泰昌，并行不悖，古今通行。泰昌之于万历，犹天启之子泰昌也。泰昌孝敬万历，便保留万历，如今要是去处泰昌，是陷皇上不孝也，如果去处万历四十八年，那对祖不孝，比对父亲不孝更过之。”
说完下面的大臣们又议论起来，朱由校坐在上面一看下面乱七八糟的，深知要尽快下决定为好。
正想着，礼部侍郎孙如游采纳众议，说道：“臣闻历数各朝各代，皇位皆父传子，子传孙，这乃是万古不变的道理。今先帝西去之日，在万历庚申(1620)之年。而明岁改元为天启辛酉(1621)。万厉之后，天启继之，则泰昌之号虚之。然神宗之统传之先皇，而皇上之统传之皇上。今日之纪年既缺，后世更难充之。科臣李若珪御史左光斗等人所言，今年七月以前仍然行万历之号，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极以后应称泰昌元年。臣等与阁、部诸臣商议，附和者居多。臣请一切章奏文书，自今年八月朔(初一日)至十二月终，俱用泰昌元年。既不亏神宗之全历，亦无妨皇上之改元，庶统系分明，皆大欢喜。”
朱由校正在为这发愁，见礼部侍郎孙如游说的很是有道理，其他大臣闻后都点首赞同，就知时候已到，应是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了，须知中国人最好面子，做事务必面面俱到，这等事关祖父子三代的大事，自然是马虎不得，而且还不能让旁人有说闲话的口实，现今见时机已到，马上发旨：
“先帝年号，众论相同，深且慰朕孝思，依行其议。”
朱由校金口一开，这等大事便拍板定案，接着众大臣开始上奏一些零碎琐事，直听的朱由校哈欠连天，此刻终于明白，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皇帝不喜上朝，这六部吏兵户礼刑工，上奏的一些事情无非是请求拨款，官员调动之类，可怜朱由校这文盲加政治新手，根本什么不懂，只得一直看着众臣的脸色行事，一看大家反对自己也是反对，大家赞同自己也是赞同。典型就是一个傀儡皇帝。一通事情下来，朱由校早就是眼冒金星，纯粹在那机械的应答，其实这是朱由校不懂政事，这些事情本应该按下以后再办，可是他又不懂又要装懂，只得不停处理。下面一堆臣子见皇上今天如此爽快，知他年幼无知，便纷纷把自己积压许久没有通过的陈事翻了出来。
开始大太监王安还以为皇上锐意进取，想有些作为，后来一看形势不对，立刻上前对着朱由校耳语一番。说道：“皇上，大臣的这些事情先按住不发，让内阁，六部科臣商量好了再来商议，今日还是暂停好了。”
朱由校虽然不懂政事，但是脑袋还是很灵，一下便想到问题的要点，知道这些大臣欺他年幼，不免有些气愤，没想自己一腔热血，想当个好皇帝，现下可好，被大臣当猴耍，深深的体会到朝廷的阴险，于是示意王安。
王安在宫中混迹多年，那是老奸巨猾，见此情况自然知道该如何处理，立刻前出说道：“皇上今天登基大典，有些劳累，想早些休息，各位大臣无甚要事便叩拜退朝吧！”
那些大臣一看，皇上定是反应过来了，反正今天已是处理了大量的积压事宜，心满意足，于是便叩拜退朝。
朱由校第一次上朝理政，便被大臣戏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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