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明修栈道
圣旨在手，“官屠”再度动身，浩浩『荡』『荡』杀奔江苏而去。
这一次不仅有岑春煊这把剃刀，另有赵秉钧这般厉害角『色』，着实能让人吓出一声冷汗。当然，钦差大臣兴师动众明着是冲江苏三官员的扯皮案而来，暗地却是为了解决上海金融危机，堪称重任在肩。
清与明不同，没有类似于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监视地方官员原本一直靠驻扎在主要城市的旗兵。但自鸦片战争以降，旗兵越来越不中用，即便还有那么一点影响力也不能对朝廷有所裨益，反而促成了旗人将军与当地文官的同流合污，共同蒙蔽朝廷。庚子年江南主要的督抚公然敢于签订有关东南互保的协定而不惧怕任何惩戒，就是与这种缺乏制约与监督机构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所以第一次官制改革中设立民政部的重要『性』一览无遗，民政部固然依托了新式警察制度形成了对民间社会（指在主要城市内）的警政管理，但更要紧的是开展了对各主要城市情况跟踪监视。在有电报和火车的年代，不论当地出了什么大事，只消几个时辰、至多几天朝廷便可知晓，以往那种山高皇帝远，从云南到京师要走上半年行程的旧事已一去不复返了，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封锁消息的难度亦大大增加。
诚然，中央对地方权威的重塑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各种有利的现代化条件而在于中央本身的实力——否则就难以解释西汉初年对安南地区的控制与庚子年间清廷对江南的失控，但无论如何，有了这种便利条件，说监督也好，监视也罢，都有了前提与基础，而民政部陆续增加的情报探子更为之提供了保障。无事还好，有事督抚谁不害怕？兼之赵秉钧在杨家兄弟一案中的表现与传说，更平添三分恐惧。
这一次岑春煊等人还是先坐火车到汉口，然后再循长江顺流直下。在江宁稍事停留，听取了有关陈启泰的情况。陈老而无用，前些日子听说钦差前来办案的消息后，便已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了，此刻即便不查办，开缺处理似乎也免不了。而根据当地的介绍，瑞瀓所参劾之事确有其事，便连蔡乃煌散布的传言亦是陈启泰生平真实写照，堪称证据确凿，要查处着实方便。如果得力，只要三天，最多五天便能完成差事。
但岑春煊既然要掩护赵秉钧在上海方面开展的行动计划，便不能不在江宁多作停留，故意与段祺瑞等相应官员攀谈一番，甚至还着力探讨上海道与江苏分治，江苏省城驻所地从苏州迁至江宁的可能『性』，毕竟两江总督早已裁撤，不可能放着江宁孤零零不管，何况又有现成的衙门，移动治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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