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办，一是浪费，二也未必得力。”
“倒是成全了岑中堂。”此言一出，梁启超与皇帝都笑了起来。
“今日除送清样来，还有一份徐勤的密扎。”徐勤也是康门高足，《帝国日报》东京分社成立后出任社长，负实际责任。
“日本有何动静？”
“自《帝国日报》在日本开办分社后，气势日长，舆论火力已大为加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被查封，宋教仁等人连打了三回官司都不能让日本『政府』收回成议。革命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早已为之气馁，不复当日张狂之势。”
“这也是理所当然。舆论的阵地，宪政党不去占领，革命党就会想方设法去占领，反过来也是如此。”
有心的日本警察做过统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倾心于革命者甚众，几乎十之八九，但一年后在深入学习西方文化、亲眼目睹日本现实情况后此种比例就开始下降――革命简单，建设却难。及至《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颁行，宪政派势力大张，中国学生参加革命党会议或集会、编写革命报刊的热情也急剧下降。至前月吏部拟定的《高等文官考试暂行办法》公布后，很多人收敛了革命心思开始埋头苦读――说到底出来留学的学生要么是官费，要么是家中颇有资财的富家子弟，有多少人能够挡得住回国做官的热切呢？科举已废，朝廷招揽高等文官必然要以西学为主，不少人摩拳擦掌，很想博取个光宗耀祖，自然对革命派避之唯恐不及。在此种意义上，《朝日新闻》宣称皇帝为新政偶像的言论倒是言之凿凿。
“形势看好，却不能掉以轻心。”皇帝沉思片刻后道，“革命党如蔓生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日松懈便会死灰复燃。现在舆情动『荡』、人心思变，你们更是要抓紧一切机会加以分化打压。”
梁启超笑了：“臣亦有此种考虑，已草就一篇《所谓远距离革命家》，准备明日刊发，给『乱』局再增添一点新意，特前来请皇上过目。”
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字，先是列举了革命派历年所发动的九次运动，包括1895年广州变『乱』，1900年惠州三洲田变『乱』，1907年5月『潮』州黄冈事变，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事变，1907年9月钦州防城事变，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变『乱』，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事变，1908年4月云南河口事变，1908年11月安徽马炮营举事等，说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起屡仆”，毫不客气地指责革命党领袖是“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更何况“孙文等人不事生产，却享中产阶级生活，何以所供养？”
“妙哉，‘远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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