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为了制止市场炒卖食盐，即日起实行盐业管制，由江南商行发行“售盐公证”，持证自江南商行批发食盐进行零售，但凡无证者，一律不得从事食盐的销售的运输。
这就是禁售、禁运。
禁售还不要紧，禁运就很恐怖了，这意味着各家商人炒了多少盐，一律都要继续藏在仓库里憋着。
只等这个公文一出，胡楚元就在《申报》刊登消息，声明已经从海外购得食盐七千万斤，另有库房囤盐六千万斤，足够冬季开销。
售盐公证早已经印刷好了，商行各家分铺迅速向地方杂货商发证，每证有效期为三年，每年可进盐十万斤。
在浙江，梅启照已经先行出手，在湖州稽查炒盐。
在上海，杨昌浚终于捞到了上海道台的官衔，开始在上海稽查炒盐，但凡家中囤盐超过三千斤，且没有售盐公证者，一律以炒盐罪名缉拿查办。
高压政策之下，各地知府纷纷派人清查炒盐商人。
民与官斗。
这永远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通常来说，晚清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异常迟钝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但那是要有前提的――上级官员也不在乎，如果巡抚和总督都很在乎，事情办起来就是风驰电掣般的痛快。
谭钟麟很快就抓了十几名参与炒盐的商人，并让他们交代出――所有事情都是有蓄谋的，一切都是由唐延枢、张颂贤等人在背后策划，还和洋人商量好了，连洋人也出资炒盐，且拒绝向江南商行售盐。
目标，挤垮江南商行。
也许，那些商人早就和谭钟麟串了供词，所以才会当天抓，当天就交代，也许，这些人就是谭钟麟埋设的眼线。
官场永远是残酷的，谭钟麟亲自赴上海抓人，而唐延枢也早就得到了消息，躲在租界不肯出来。
张颂贤则在家里被抓。
直到这时，左宗棠才正式上折子，给唐延枢、张颂贤定下“私通外国，祸国利己”的罪名，并认为他们罪大恶极，勾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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