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参与宋朝政治,并且鼓励人们读书应举,从而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推动了宋代社会对教育需求的膨胀。
由于宋代“取士不问家世”,读书人只要耐得寒窗苦,就有可能在机会比较均等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宋朝君主为了恩归于己,将殿试制度化,使所有考中科举的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并且在官员升迁时优待科举出身者,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
这种广泛开科取士和优待科举出身者的政策,巨大地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应举的热情,从而也推动了宋朝人对教育需求的膨胀。
宋朝统治者还积极鼓励人们读书。流传后世的所谓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此《劝学诗》虽然粗俗,并且**裸地诱人以功利,却很明白地反映了宋代的一种观念,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而获得的。
宋真宗的这首诗后来演变成了民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宋朝这些劝学的名言竟然伴随着科举制度流传了上千年。科举鼓励了读书求学的社会风气,读书求学的社会需求又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3800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
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
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6000人。
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
北宋中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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