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全军覆没。而奕忻也因为“畿辅肃清,予优叙”。但却在咸丰五年七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免了。
直到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英法联军即将攻破北京之时,奕拧用肃顺之谋。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忻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忻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
奕忻在北京由桂良、祥辅佐开始了与侵略者的谈判。而就是在那时,奕忻也第一次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奕忻想起了往事。不由得流下泪来。
“……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谈判无非是任列强予取予求罢了,无论改换何人进行谈判也决不会有什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此外躲在热河的咸丰又命令奕忻“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九月,条约达成,奕忻上奏自请议处,咸丰以“恭亲王办理抚局,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忻极大的震撼,奕忻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忻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忻、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忻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样担任总理大臣;为此奕忻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宗奕拧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忻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驾崩的消息和遗诏的内容,抛开兄长去世的消息不说,奕忻对那张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顾命大臣”名单感到了极度的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自己竟会被兄长彻底排除在新的权力中枢之外。不止奕忻自己,军机大臣祥的落选表明了整个“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奕忻在已经委屈了多年以后,不愿再接受这样悲惨的未来。为了自己,也为了支持自己的众人,年幼的恭亲王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忻到达热河,在澹泊敬诚殿叩谒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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