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涤公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发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涤公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其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一次交集，算是稍微感动了一下左宗棠。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有些想要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的意思。
左宗棠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被曾国藩压了一头去，既然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他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已经故去的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还这样说：“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场面上公开是这样讲，但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却这样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却不想此奏一出，观者皆惊疑不已。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认为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结果使得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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