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这‘桌腿’之论！”文祥略一沉吟，随即沉声道。
“果然，知我者，博川也。”恭亲王笑道，“知林鲲宇者，亦博川也！”
“他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文祥道，“那班书生，只怕又是辩驳不得了！”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彼等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洋务办理，从此少了一大阻碍。”恭亲王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今日他又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真真是天下奇才！”
“是啊！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文祥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他林鲲宇竟能如此！吾等不如也！”
也难怪恭亲王和文祥感叹，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他们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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