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工作，第一个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的人。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严复的《天演论》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并且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这一标准后来也成为了国内翻译界一直在执行的标准）
辛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138看书网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不得不承认，严复这种思想观念，其实远远要比那些试图全盘西化的所谓“专家”、“教授”更加先进，却又不是那种否定一切的愤青！
严复曾经明确提出过，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此外严复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会要向西方学习的――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故而应该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而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严复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
――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能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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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严复所说的这些内容就是现在教育界非常津津乐道不已的“最新教育方式”……】
原来老古人真的比我们更有“智商”啊！
对于严复，实际上张煌一直是心向往之――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共和，甚至一度卷入了卷入“洪宪帝制”的丑闻中，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但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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