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遗漏、或是有人做了手脚。无论是哪种，都会在原始数据的逻辑链条中留下痕迹。
他决定从最基础的土地数字开始查。
嘉靖二十八年，台州府上报的田地总数为三万两千四百五十二顷。但嘉靖二十九年的秋粮征收册上，田赋总额却对应着三万两千四百五十二顷——表面上看是一致的。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嘉靖二十八年黄册中，“官田”与“民田”的比例是五比九十五，而嘉靖二十九年秋粮册中，“官田”的赋税却比按比例折算多了近一成。
这意味着——要么官田面积被少报了，要么民田的赋税被人为转移到了较低的税率上。
他翻开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年的黄册，继续核对。数字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流过，他的手指在算盘上噼啪作响——不是因为他算盘打得多好，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套简便算法，可以快速验算。
一个时辰后，他找到了第一处猫腻。
嘉靖二十九年黄册中，临海县上报的“官田”亩数为四百二十顷。但同年临海县的秋粮征收册中，“官田”项下的税粮总额，却对应着四百八十顷的产量。多出来的六十顷官田的赋税，被分摊到了“民田”项下，提高了普通农户的负担。
而多收的这一部分税粮——折银约四百两——在账目上被归入了“耗羡”科目，然后不知所踪。
沈知行在纸上记下一个数字：四百两。
又过了半个时辰，第二处猫腻浮出水面。
嘉靖二十八年黄田县（台州府属县之一）上报的“户口”总数为一万两千三百户，其中“军民灶匠”等特殊户籍占了七成。但嘉靖三十年盐课司的档案显示，黄田县的盐户仅有五百余户——而黄册上却登记了一千一百户。多出来的六百户“灶户”，并没有缴纳盐课，但却按人头领取了朝廷拨付的“灶户津贴”。
这些津贴，折银约八百两，同样进了某个人的口袋。
他在纸上又记下：八百两。
就这样一直查，一直算，从天亮查到天黑，又从掌灯查到夜深。刘典吏中间进来送过一次饭——一碗糙米饭，一碟咸菜，一碗青菜汤。沈知行谢了一声，三口两口吃完，继续查。
到了九月二十日的凌晨，他终于把那三千两百两的来龙去脉全部找到了。
不是一笔，是十一笔。大的七百两，小的五十两，零零碎碎，加起来正好三千两百余两。有的是计算错误，有的是登记遗漏，有的是人为做账——但所有的痕迹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张三省。
临海县豪强张三省，侵占军田的事没有在黄册上直接体现，却以另一种方式留下了蛛丝马迹——他侵占了军屯田之后，将土地的赋税转嫁到周边民田上，又在黄册中将这部分民田虚报为“官田”，从而套取了官田的补贴。
层层嵌套，环环相扣。
如果不是同时掌握了黄册、秋粮册、盐课册和军屯册四套数据，并且对明代赋役制度的逻辑漏洞有系统性的了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这笔账翻出来。
沈知行放下笔时，手指已经僵硬了，后背也酸得直不起来。但他没有立刻叫刘典吏进来，而是先把整理好的十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用最清晰的方式写成了一份摘要——不是弹劾，不是告状，而是一份纯粹的“账目勘误表”，指出了每一处错误的原因，并给出了修正方案。
他把这份摘要读了三遍，确认每一个字都挑不出毛病之后，才站起来，揉了揉发麻的腿，推开了那扇门。
门外，刘典吏正靠在廊柱上打盹。
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听到门响，他猛地睁开眼，目光先是迷茫，然后迅速恢复了精明的光泽。
“找到了？”他问，声音有些沙哑。
沈知行把那份摘要递过去。
刘典吏接过去，就着廊下的灯笼光看。他的眉头先是皱着，然后慢慢舒展，最后整张脸都僵住了——不是愤怒，是震惊。那种“原来如此”的震惊，混合着“我要怎么收场”的焦虑。
“张三省……”他喃喃道，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沈知行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时候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有力量。
刘典吏猛地抬头，盯着沈知行看了很久。那目光里有审视，有犹豫，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你没跟别人说过这些？”他压低声音问。
沈知行摇头：“您是第一个。”
“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知道这些东西拿出去，能……”
“能换个官做？”沈知行接过话，苦笑了一声，“刘爷，我一个罪官之子，拿着这些去告张三省，下场跟我爹一样。但是这些东西给您就不一样了——您是台州府户房典吏，您有资格直接向知府大人呈报黄册清查结果。您可以说，是您自己花了两个月翻遍了账簿，发现了这些纰漏。”
刘典吏的眼皮跳了一下。
“三千两百两的窟窿补上了，知府大人少了一桩心事，”沈知行继续说，声音平静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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