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旭上小学那几年，在班级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
不起眼这个词用得轻了。应该说是透明。他不惹事，不举手，不交头接耳，不东张西望。上课的时候坐在靠窗最后一排，目光落在黑板上，但你要问他老师在讲什么，他大概要想一下才能答上来。不是听不懂——是没在听。他的脑子在别的地方。在胡同里的煤堆上，在灶台上那锅疙瘩汤里，在奶奶昨天走路的时候扶着墙的姿势上。
他的成绩不拔尖也不垫底，中不溜秋，七八十分的水平。作文一般，数学凑合，体育除了跑得快没什么出彩的。跑得快还不是因为天赋——是因为脚上的鞋不行，总怕鞋底掉了，想快点跑到终点好把脚藏回桌子底下。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他站起来能答对，但声音不大，不含糊也不响。老师不批评他也不表扬他。他就是那种学期结束写评语的时候，老师要想一下才能想起他长什么样的学生。
他自己知道。他也不在乎。或者说，他让自己看起来不在乎。
其实小时候的展旭不是这样的。大刘记得，展旭五六岁的时候在胡同里也是个能闹的，跟在大孩子后面追着跑，嗓门也不小，为了抢一个玻璃弹珠能追出去三条胡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大概是上学之后。大概是他发现有些东西别人有他没有。比如棉鞋。比如新书包。比如放学的时候校门口有人来接。比如开家长会的时候，别的小孩旁边坐的是爸爸妈妈，他旁边坐的是奶奶。奶奶的背一年比一年弯，坐在那些三十出头的年轻家长中间，像一棵老树挤在一片新栽的树苗里。
展旭坐在奶奶旁边，握着奶奶那只关节粗大的手。旁边的同学小声问他：“那是你妈啊？”他说：“我奶。”同学说：“你妈呢？”他说：“没来。”同学还想问，他把头转过去了。
后来他就不让奶奶去家长会了。每次开家长会之前，他跟奶奶说学校停课，不用去。奶奶信了。他编谎话的能力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要编一个没有破绽的谎话，得把学校通知单藏好，得记住自己编的日期，得在家长会那天准时放学回家，不能早也不能晚。他才七岁，已经会做这些事情了。
更早之前，他还试图“表现”过。老师问谁会唱《小燕子》，他在心里唱了一遍，觉得自己能唱，但手举了一半就放下了——因为他看见旁边举手的同学穿了一双新皮鞋，鞋面上有亮晶晶的贴片。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他的手臂自己放下来了。后来老师问谁会帮班里搬书，他站起来想过去，但走到半路发现另一个男生已经跑在前面了，那个男生戴了一顶崭新的毛线帽子。他又退回去了。
这些时刻别人不会注意到。他自己也不会刻意记住。但它们像细小的沙粒一样沉积在河床上，一层一层，慢慢抬高。等到他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会主动站出来的人。不是没有能力。是习惯了不被看见。习惯了让更亮的人站在前面。他站在后面，看着前面那些背影，心想：他们先吧。我等一下。
唯一一次在学校里被全班注意到，是二年级那件事。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班主任李老师正在讲数学。黑板上写着两位数加减法，粉笔灰从黑板槽里溢出来，积了厚厚一层。李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烫着小卷，说话带抚顺口音，讲题的时候喜欢用粉笔头敲黑板，敲得啪啪响。
教室的门开了。不是被推开的——是被慢慢拧开的。门把手转得很慢，门轴吱呀响了一声，像是开门的人在犹豫要不要进来。
李老师的粉笔停在半空中。全班同学都顺着声音往门口看。
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袖口和膝盖的位置磨得发白，胸口印着“抚顺矿务局”几个红字，但字迹已经洗得褪了色。裤腿上沾着煤灰，黑色的煤粉从裤脚一直染到小腿，在蓝色的布料上洇开一片一片的黑，像是被墨水泼过。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面上也是煤灰，鞋带系得紧紧的，但鞋帮已经磨出了毛边。
他的脸是瘦的，颧骨突出，下巴上有一层青色的胡茬。皮肤被煤灰和汗水浸得发暗，眼角的皱纹里嵌着一道一道的黑印子——那是下井之后洗脸洗不干净留下来的。他的眼睛不大，眼神不凶，但也不温和。就是平的。像一块被踩了很多年的地砖，什么光泽都没了。
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钥匙。攥得很紧，指关节发白。
他没有进来。就站在门框外面。一只脚踩在门槛外面的走廊上，另一只脚悬在门槛上方，犹豫了半秒，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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