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维拉到北京那天，天气好得出奇。没有霾，没有风，阳光把机场高速两边的杨树照得金灿灿的。热娜和古丽娜在到达口等她，两人都没戴口罩——景恬说不用，索菲亚在邮件里特意写了“希望来接我的人能让我一眼认出”。热娜举着手机，屏幕上打着维语和中文两行字：索菲亚，这边。古丽娜站在她旁边，手里端着一杯热奶茶——给索菲亚买的。
索菲亚推着行李车出来的时候，热娜先看到了她的箱子。两只Rimowa，贴满了各色贴纸——巴黎歌剧院的票根、米兰时装周的通行证、东京地铁的充值卡，还有一张褪色的新疆葡萄干的包装纸。“那个葡萄干的贴纸，”热娜指着箱子，“是我老家的牌子。你哪来的。”
索菲亚停下来。她比镜头上更高，深棕色长发随便披在肩上，没化妆，皮肤是混血儿特有的那种暖调橄榄色。她看着热娜举的手机屏幕，忽然笑了。“几年前去喀什拍了一组旅拍。路边有个卖葡萄干的老奶奶送我的。她说我长得像她孙女。你是新疆人。”
“喀什的。她是我老乡。”热娜把奶茶递过去，“景恬姐让我们来接你。她在会所等你。”
索菲亚接过奶茶，没喝，只是捧着暖手。她穿了件驼色大衣，里面是白色高领毛衣，整个人站在机场的灰白色灯光里，像一帧从欧洲文艺片里截出来的画面。但她的眼神不是文艺片那种——那是一种在T台上走了十二年之后沉淀下来的审视感，对所有陌生环境都先看三秒再做判断。
“景恬在邮件里说，这次见面会让我明白那个梦是怎么回事。”索菲亚推着行李车往外走，步伐很大，是习惯了大步走T台的人特有的步幅，“我做了三个月同样的梦。金色河流，船上有人叫我。每次醒过来眉心有一滴水。我看了三个医生，做了两次脑部扫描，一切正常。最后一个医生建议我看心理科。我没去——我去了米兰大教堂，跪了三个小时，一滴水也没掉在眉心。上帝不说话。你们的金色河流会说话吗。”
古丽娜和热娜对视一眼。古丽娜接过她的行李车推手，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了一句：“到了会所你就知道了。”
景恬的茶室里，一切都已经布置好了。长茶台被挪到窗边，沙发围成半圈，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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