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者过往的细微矛盾，甚至连他夜间出行的路线、接触的人员、说过的只言片语，都要反复核对、刨根问底。
“案发当晚十点十分，你说你在回家的公交上，可公交监控里没有你的身影，你到底去了哪里？”
“你和死者生前因为项目提成闹过矛盾，还当众放了狠话，这怎么解释？”
“林禾说你当晚找过他，让他帮你做不在场证明，你为什么要找他？”
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像密集的子弹，不断射向张好笑的心理防线。警察没有激烈的呵斥，却用步步紧逼的逻辑、环环相扣的疑问，一点点撕碎他的伪装，每一次沉默的对视，每一次证据的隐晦提及，都让他如坐针毡。他开始频繁地手心冒汗，手指不自觉地蜷缩、颤抖，原本流畅的说辞变得磕磕绊绊，面对反复的提问，他的回答开始出现漏洞，前后矛盾，连他自己都难以圆回。
比审讯更折磨人的，是周遭的审视与议论。从警局回到公司，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往日的平淡，而是夹杂着怀疑、探究、疏离，甚至是避之不及的嫌弃。茶水间里，他一走近，原本热闹的交谈瞬间停止，所有人都低着头，用余光偷偷打量他，低声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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