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片比河生还熟。两年没见，方卫国胖了一些，但精神很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已经是个成熟的记者了。
“哥们儿，你又瘦了。”方卫国上下打量河生，“是不是又天天加班？”
“还行。”河生笑笑，坐下来。
方卫国点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还有一碗酸辣汤。“你得补补，看你那脸色，跟白纸似的。”
河生确实瘦了不少。一个多月来，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经常半夜醒来，脑子里还在转航母的数据。食堂的饭菜他吃得急，常常三五分钟就解决一顿，有时候干脆忘了吃。
“项目忙？”方卫国问。
河生犹豫了一下。项目是保密的，他不能透露细节，但对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还是想说说自己的状态。“忙，但忙得踏实。”
方卫国懂他的意思，没有追问。两人边吃边聊，说起了各自的近况。方卫国现在在《南方周末》做深度报道，主要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底层人群——农民工、下岗工人、留守儿童。“我最近在做一个系列报道，叫‘大河上下’，写的是黄河沿岸的变迁。”
“大河上下？”河生放下筷子。
“对，从青海到山东，沿着黄河走一遍，看看这些年两岸的变化。”方卫国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照片，摊在桌上，“你看，这是我在三门峡拍的，这是小浪底，这是郑州的黄河大桥……”
河生拿起一张照片，手微微发抖。那是小浪底水库——不，准确地说，是水库淹没区上游的一段黄河。河面很宽，水很清，两岸的山坡上种满了树。他找了很久，才在一处山坳里看到几间房子，那是移民搬迁后留下的少数几户人家。
“咱们村呢？”河生问。
方卫国摇摇头：“完全淹了，在水下六七十米的地方。我找当地渔民打听过，他们说那个位置现在水深，钓鱼的人都不去。”
河生沉默了很久。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人得记着自己的来处。”可如果来处已经沉入水底，一个人还能记住什么？
“卫国，你说咱们那代人，算不算幸运？”河生突然问。
方卫国想了想：“怎么说呢，赶上了一个变化的时代，谈不上幸运不幸运，就是赶上了。”
“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像是被黄河冲到下游的泥沙。”河生说，“从上游被冲下来，一路上磕磕碰碰，最后沉淀在某个地方。可不管沉淀在哪儿，咱们都是从那条河里来的。”
方卫国点点头，举起杯子：“为黄河。”
“为黄河。”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吃完饭，方卫国送河生回宿舍。路上经过外滩，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河生站在江边，看着江水缓缓流过，忽然想起第一次来上海时的情景——七年前，他背着蛇皮袋从火车上下来，满嘴河南话，连地铁票都不会买。现在，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看懂英文文献，能用计算机做仿真计算。他变了很多，但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对黄河的感情，比如对造船的执念。
“河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你没考上大学，现在会在哪儿？”方卫国问。
“可能跟大哥一样，在工地上打工。”河生说，“也可能去南方打工，进厂，或者跑运输。”
“那你后悔来上海吗？”
河生摇摇头：“不后悔。但有时候会想，如果没出来，日子会不会更简单一些。”
方卫国笑了：“简单有简单的好，复杂有复杂的好。咱们这代人，注定过不了简单的日子。”
河生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1990年到2001年，中国变了太多——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加入WTO、申奥成功……每一个变化都像一股浪潮，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推。他选择了造船，方卫国选择了做记者，林雨燕选择了当老师，大哥选择了留在土地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不同的选择，通向不同的人生。
“对了，雨燕最近怎么样？”方卫国问。
“还行，她忙着考研。”
“你们……还好吧？”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还好，就是见面的机会太少。”
从1996年确定关系到现在，五年了，他们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大多数时候，联系靠书信和电话。河生给她写信，开头总是“雨燕，见字如面”，结尾总是“等我回去”。她回信，开头总是“河生，我也想你”，结尾总是“我等你”。
“我等你”——这三个字，母亲说过，林雨燕也说过。河生有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被这三个字托着的。
三
十二月，北京已经入冬，上海也开始冷了。
河生的办公室朝北，没有暖气，他穿着棉袄办公，手指冻得僵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