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那是信仰。
那天晚上，河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很多事情。想起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说“邓大人是咱老百姓的恩人”。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说“最好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以后”。想起大哥在工地上搬砖，说“要不是邓大人，咱还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想起自己从黄河边走到上海，从农村走到城市，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的儿子，变成一个大学生、一个优等生、一个将来要造军舰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邓爷爷。因为他的政策，因为他的时代。
他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他攥着铃铛，闭上眼睛。
德顺爷，邓大人走了。您见着他了吗？您替我们谢谢他。谢谢他让中国人吃饱了饭，让中国走上了正路，让我能上大学，能造大船，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他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流。流到枕头上，湿了一片。
第二天，学校降了半旗。
国旗在旗杆上缓缓升起，又缓缓降下，停在中间。全校师生站在操场上，默哀三分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凉凉的，吹得国旗哗哗响。河生站在队列里，低着头，看着脚下的地。地上有草，嫩绿的，刚冒出来。他想，春天还是来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春天都会来。
默哀结束，校长讲话。他说，邓爷爷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路人。他说，我们要继承邓爷爷同志的遗志，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把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他说，同学们，你们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河生听着，心里忽然很平静。他知道，邓爷爷走了，但他的路还在。那条路，是改革开放的路，是现代化的路，是让中国强大的路。他要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一直走，走到头。
四
三月下旬，校园里的气氛慢慢恢复了正常。但有一种东西变了，变得更深、更沉、更厚。同学们学习更认真了，上课更专心了，自习更刻苦了。有人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人把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有人做习题做到深夜。河生知道，这是因为邓爷爷。因为他走了，大家更珍惜他留下的东西——知识、机会、未来。
河生也更努力了。他每天五点起床，听英语，看专业书。白天上课，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晚上自习，复习当天的内容，准备明天的内容。周末去图书馆，看参考书，做习题，写读书报告。他的生活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有安排，都有目标。
课程设计进入了最后阶段。他要把这学期学的所有知识都用到设计中去——阻力、推进、稳性、结构、振动。他要把每一个参数都算准，每一根线都画直，每一个标注都写清楚。他要把这艘船设计成一艘真正的船，不是纸上的，是心里的。
最难的是振动计算。船体的振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发动机的激励、螺旋桨的激励、海浪的激励，三种激励叠加在一起，产生复杂的振动响应。他用有限元法，把船体分成五百多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列一个方程，五百多个方程，用计算机求解。陈志远教他用苹果电脑上的有限元软件，他学了两天，学会了。然后他花了一个星期，把船体的振动模态算出来了。结果很好，振动频率避开了发动机和螺旋桨的激励频率，不会发生共振。
他把结果拿给孟教授看。孟教授看了，点点头：“不错。你的有限元用得越来越熟练了。但还有一点，你的阻尼系数取的是经验值，不够精确。你应该用实测数据，或者用更精确的理论公式。改一下，再算一遍。”
河生回去改了三天，重新算了阻尼系数，重新算了振动响应。第二次拿给孟教授看。孟教授看了，点点头：“好多了。继续做下一部分。”
河生松了一口气。他开始做最后一部分——结构强度校核。他用有限元法，把船体的应力分布算出来了。结果很好，最大应力在许用应力范围内，安全系数满足规范要求。
他把所有的计算结果汇总，写成设计报告。报告写了五十多页，包括计算书、图纸、表格、曲线。他写了三天三夜，改了五遍。每一个公式都检查了，每一个数字都核对了一遍，每一根线都重新画了一遍。他把报告装订好，封面上写着：
沿海货船设计报告
船舶工程系94级 陈河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他看着封面上的字，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成就感。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设计。从船型选择到主尺度确定，从线型设计到总布置设计，从结构设计到性能计算，每一步都是他自己做的。这艘船，是他心里长出来的。像一棵树，从种子发芽，慢慢长大，长出枝干，长出叶子，开出花，结了果。
他把报告交给张老师。张老师翻了翻，说：“不错。你用了很多新方法——有限元、模态分析、随机振动。这些方法，研究生都不一定用得好。你一个本科生，能用成这样，不容易。”
“谢谢张老师。”
“但是，”张老师话锋一转，“你的报告有个问题。你的计算很精确，但你的设计太保守了。你用了很大的安全系数，结构很结实，但太重了。船太重，载货量就小了，经济性就差了。设计一艘船，不是越结实越好，是在安全和经济的平衡点上。你要找到那个点。”
河生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一直以为，越结实越好，越安全越好。但张老师说，不是这样的。太结实了，船就重了，重了就装得少了，装得少了就赚得少了。设计，就是在各种矛盾中找平衡。安全与经济，强度与重量，速度与油耗，稳性与舒适性。每一个参数都是双刃剑，砍这边伤那边。
“那我该怎么改？”他问。
“减重。”张老师说，“把安全系数降下来，把结构优化一下。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不要一刀切。船体不是一块铁板，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要让它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像人的骨头，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粗的地方受力大，细的地方受力小。你不能让所有的骨头都一样粗，那是怪物。”
河生回去改了。他把安全系数从1.5降到了1.3，把外板的厚度分成了三个等级——船中最厚，艏艉次之，舷侧最薄。把肋骨的间距加大了一些，把舱壁的厚度减薄了一些。他重新算了强度，重新算了重量，重新算了载货量。结果出来了——结构重量减轻了百分之八，载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航速提高了零点二节。他把结果拿给张老师看，张老师点点头：“好多了。但还可以再优化。你回去再想想。”
他又回去改了。这次他把安全系数降到了1.25，把高强度钢用在了关键部位——龙骨、甲板、舷顶列板。他用铝合金代替了部分钢材——上层建筑、舱壁、非受力构件。他重新算了强度，重新算了重量，重新算了成本。结果出来了——结构重量减轻了百分之十二，载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航速提高了零点三节，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三。他把结果拿给张老师看，张老师看了很久，然后说：“好。这个设计，可以打九十五分。”
“为什么不是一百分？”
“因为没有一百分的设计。”张老师说，“设计永远可以改进。你今天觉得是最好的，明天就会有更好的。你要做的，不是追求完美，是追求更好。每天好一点，每年好一点，一辈子好一点。这就是工程师的路。”
河生点点头。他把报告收起来，心里忽然很平静。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他走了四年，但只是开了个头。后面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要一直走，一直学，一直做。每天好一点，每年好一点，一辈子好一点。
五
四月，校园里的花全开了。
白玉兰、紫玉兰、樱花、海棠、桃花、梨花，一树一树的，白的像雪，粉的像霞，红的像火。走在校园里，头上是花，脚下是花，空气里都是花香。蜜蜂嗡嗡地叫着，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蜜。蝴蝶也来了，花翅膀的、白翅膀的、黄翅膀的，在花间翩翩起舞。
河生走在校园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想起林雨燕。她在新乡，那边的花也开了吧？银杏树发芽了吧？她是不是还每天早上跑三圈？是不是还在写小说？是不是还在想他？
他回到宿舍，拿出纸和笔，给她写了一封信。
雨燕：
上海的春天来了。校园里的花都开了，白的、粉的、红的，很好看。我想起你在银杏树下拍的那张照片，金黄的叶子落在你肩膀上。现在的银杏树发芽了，嫩绿嫩绿的，也很好看。等你来了，我带你去看。
这学期很忙。课程设计做完了，孟教授说不错，张老师说九十五分。但我知道，还不够好。我还要继续学，继续做。每天好一点。
邓爷爷去世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听见消息，整个人都懵了。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哭了。不丢人吧？
香港快回归了。校园里到处是倒计时牌，还有一百天，九十天，八十天。同学们都很激动，说要去香港看看。我也想去。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现在是要学习的时候。等我毕业了，工作了，有钱了，我带你去。我们去香港，去看维多利亚港，去看会展中心，去看回归纪念碑。
你最近怎么样？学习累不累？身体好不好？你妈身体好吗？你爸还在电厂上班吗？你写的那个小说，写完了吗？我等着看呢。
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了出去。
四月下旬，他收到了林雨燕的回信。信很厚，有五六页。他拆开，一张一张地看。
河生：
你的信收到了。上海的春天真美。你说花都开了，白的、粉的、红的，我都能想象出来。新乡的春天也来了，银杏树发芽了，嫩绿嫩绿的。我每天早上去跑步，路过那棵银杏树，都会停下来看一看。我想起你在信里说的，等你来了，带我去看花。我等着那一天。
邓爷爷去世的消息，我也听说了。那天我们在上课，老师走进来，说了一句“邓爷爷同志逝世了”，全班都安静了。然后有人哭了。我也哭了。不丢人。他是伟人，是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香港快回归了。我们学校也挂了倒计时牌，还有六十多天。同学们都很激动，说要搞庆祝活动。我们文学社准备出一期专刊，写香港回归的诗歌和文章。我也写了一篇，写的是香港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九七回归。写的时候，我哭了好几次。一百多年的屈辱，终于结束了。中国强大了，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我的小说写完了。三万多字，写了半年。写的是一个女孩从农村到城市的故事。她遇到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慢慢长大了。我寄给你看，你是第一个读者。看完以后，给我提意见。我知道你不太懂文学，但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我妈问你什么时候来。她说，等你来了，她给你做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菜鱼、蒜蓉空心菜。她说，你太瘦了，要多吃点。
我等你。
雨燕
信里夹着一叠稿纸，密密麻麻的，是那个小说。河生把稿纸放在桌上，没有马上看。他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慢慢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她写的，他要认真看。
六
五月，校园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了。
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五十天、四十天、三十天。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变小，同学们的兴奋一天天高涨。有人在讨论回归后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有人在计划暑假去香港旅游，有人在学粤语，说要去香港找工作。广播里天天放《东方之珠》《七子之歌》《我的中国心》，听得人热血沸腾。
河生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他每天走过倒计时牌，都会停下来看一眼。三十八、三十七、三十六……每过一天，他心里就激动一分。他想，香港回来了。一百多年了，终于回来了。这是邓爷爷的心愿，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他老人家没等到这一天，但他的心愿实现了。香港回来了。
五月四日，学校举办了“迎回归”五四文艺晚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台上演着节目——合唱、舞蹈、诗朗诵、小品、相声。每一个节目都跟香港回归有关，每一个节目都充满了激情和喜悦。
船舶系出了一个节目——大合唱《东方之珠》。河生站在合唱队里，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跟大家一起唱。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唱到“东方之珠”的时候，河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想起了黄河。黄河也是弯弯的，也是向南流，也是流向大海。黄河是母亲，香江是游子。母亲在家里等了游子一百多年，游子终于要回来了。他唱得很大声，嗓子都喊哑了。但他不在乎。他就是要大声唱，唱给黄河听，唱给德顺爷听，唱给父亲听，唱给所有死去和活着的人听。
晚会结束后，河生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校园里亮堂堂的。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在月光下像一片片翡翠。蝉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很响，但他不觉得吵。他想，香港回归了，中国强大了，以后谁也不敢欺负我们了。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德顺爷，您听见了吗？香港要回来了。您活着的时候，没赶上。现在赶上了。您高兴吗？
七
五月下旬，河生接到通知：党组织要讨论他的入党申请。
他大一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大二交了思想汇报，参加了党课学习，通过了组织的考察。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一步——支部大会讨论。
他紧张得不行。不是害怕，是激动。入党，这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考大学。考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入党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他要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事，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不是口号，是他的心里话。
支部大会在系会议室举行。支部书记是一个中年老师，姓王，教政治课的。支部里有十几个党员，有老师，有学生。河生站在他们面前，宣读自己的入党志愿书。
他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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