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能有什么不好的？能吃能喝能赚钱，比以前被你管着好很多。”
郁长礼骂一句臭小子，也慢慢从拉开的时间里愈发察觉到儿子的成长。有次隔着玻璃看到他接合伙商电话时游刃有余的模样，郁长礼觉得他早就远超了自己的期待。
“LUther，你会怪爸爸吗？”
只有在这里才能听到的称呼熨帖地钻进耳朵，郁驰洲松展开紧绷的肩：“怎么会？”
他的儿子总是让人骄傲。
终于在这一年的年初，那位待在纽约按兵不动的合作伙伴有了回国的心。
他母亲身体已经不好。
几经打探发现国内风平浪静，当年的调查组也已经解散，甚至边缘人物都快到刑期最末，他便动了心思。
打电话给郁驰洲，他借着关心的名义问：“你父亲最近还好？”
郁驰洲用松垮垮、毫不在意的语气说：“吃国家饭哪有不好的，在里边反思着呢。”
这几年来从一而终的态度让那位合伙人觉得国内已经无事。
他放下心来，订了机票回国。
落地的那一刻，他终于得到当年郁长礼落地时一样的待遇。
案件再审，再加之表现良好减刑。
郁长礼为他的连带责任承受的这几年刑期也算到了头。
那年调查组的领导跟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大可以再申诉上去。”
“不用了。”郁长礼早已豁然，“我也不是完全没责任，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领导点一根烟，唏嘘：“就不怕挂着这样的罪名以后难做？”
“五十知天命，何况我都要到纽约去了，早不在乎了。就是心疼我两个孩子，以后人家说起，要戳着脊梁骨说你爸爸坐过牢。”
“你这样的父亲养出的孩子必然不会是俗人，你是我见过最配合的——”说犯人用词未免太严厉，领导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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