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会都不肯下场的姑娘，懂什么？”
另一个专栏作家把矛头指向了她的外貌与性情。“一个乡绅家的三女儿，相貌平平，性情古怪，不爱交际，不合群。这样的女子，怎么可能写出那些书？她连舞会都不去，连男人都不见，她能写出什么爱情？她能写出什么人性？我并非以貌取人，只是——诸位不妨想一想，一个从未真正生活过的人，如何能写出生活？”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底下却藏着明晃晃的刀子——你长得不够好看，所以你不配。你不合群，所以你不配。你是个怪人，所以你不配。
玛丽想起那些年在朗博恩的舞会上。
她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本书，看着那些转圈的人影。不是她不想去，是她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那些年轻人走过来，笑着，说那些她听了无数遍的话。
她应付着，笑着，点着头，心里想的却是那些还没写完的故事。她不是不合群，她只是没有找到想合的那个群。
可那些人不信。他们宁愿相信她是个怪人，也不愿意相信她只是不想说话。
还有人说：“那些书里写的工厂、贫民窟、产褥热、甜酒，她一个乡绅小姐，怎么知道那些事？她去过工厂吗？她见过那些女工吗？她知道产褥热是什么滋味吗？不过是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罢了。她听别人说了，记下来，写进书里，就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不叫创作，这叫抄袭。”
更离谱的是，有人说她找了枪手。说她从伦敦请了个穷酸的文人代笔，每本书付人家几十镑，署名却是自己的。还有人说她买了别人的稿子，说那些书本来是某个不得志的男作家写的，她花了一笔钱买下来，充作自己的作品。甚至有人说她根本不会写字，那些手稿都是请人代笔的，她连羽毛笔都握不稳。
一家小报干脆在头版画了一幅漫画。
一个瘦小的姑娘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打开的书。可她手里拿着的不是笔，是一面镜子。她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嘴角弯着，自得其乐。书桌上的稿纸是空白的，旁边的墨水瓶里插着一支羽毛笔。笔尖干干净净，一点墨渍都没有。
画的名字叫《女作家》。
那幅画是什么意思，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她什么都不会写，她只会照镜子。
那几天的伦敦，咖啡馆里、酒馆里、书店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觉得可笑，有人觉得可悲，有人纯粹是看热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些骂她的人，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他们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围上来，转着圈。等着她露出破绽，等着她撑不住，等着她自己承认——是的，那些书不是我写的。
玛丽把那些报纸一张一张看完，没有生气。只是安静地坐在窗边。
伊丽莎白站在她旁边，脸色很难看。可她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陪着她。
窗外那片草坪还是绿的。树丛在风里晃着，叶子绿得发亮。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可她知道，不一样了。那些字还在她脑子里转，转得她头疼。不是疼，是沉。那些字沉甸甸的，压在胸口，喘不过气。
可她不怕了。她只是有些累。
可那又怎么样呢。那些字，她会继续写。那些故事，她会继续讲。那些她救不了的人，她帮不到的人，她写下来，让更多人看见。
也许有一天，会有人读到她写的那些字，会想起她这个人，会说——她也曾是一个想好好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