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
当即开口道：“周书记，用一句话来概括，随着环保政策的推动，市场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当前塑料行业将继续向高端化、环保化方向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恒石处于中段，竞争力不强。”
周泽川追问道：“接着说？是什么原因？”
“生物基塑料的技术门槛高，国内做这块最前沿的是粤省和汉江，他们的技术经验处于领先地位。
咱们汉东高校不弱，但这个细分方向没人搞，产学研的链条是断的。
我想跟省里的大学合作搞个联合实验室，但经费没人兜底。”
他顿了顿，继续道：“再就是出口。
我们的产品在欧盟有竞争力，但个别国家清关时故意卡我们，需要政府层面出个背书。
这种事，光靠我们民营企业自己处理，效果极其有限。”
周泽川合上本子，对刘老板说：“这些我记下了。
联合实验室的事，回去让科技厅和教育厅跟你对接。
出口背书的问题，也会有商务厅的人来找你。”
谢绝刘老板的感谢，他直接出发去下一家。
一天下来，周泽川跑了八家企业。
从塑料厂到一家只有二十几人的小型游戏工作室，从做汽车模具的中型厂到一家刚创立不到两年、靠风投活着的生物医药公司等企业。
反映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有对政府打搅的不满。
在游戏工作室，几个九零后创始人把他领进一间堆满手办和分镜稿的会议室，说话很直。
“周书记，我们最怕的不是市场竞争，是莫名其妙的人来关心我们。
想必您应该也知道我们这种公司，靠的就是智力和灵感，有时候正有灵感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包联干部来了。
不接待还不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们穿小鞋，不是消防不行就是这不行那不行。
因此，包联干部每次来，我们得停下工作陪他参观、开会、拍照。
拍完照走了，我们连他叫什么都没记住。
关键是，他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让我们把真问题往上递。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能报，他说不是他不报，是市里不让报。”
“市里不让报？”周泽川的笔悬在纸上。
“对。后来我们明白了，市里搞这个活动根本不是为了帮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政绩。
怎么才能有政绩，就要看台账上的困难数了。
困难从哪来？真困难他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制造假困难。
解决一条‘园区路灯不亮’，这也是成绩。”一名95后小伙不屑的撇了撇嘴。
周泽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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