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他把那张纸推过来，“否决权设计——任何单一成员不具有单边否决权，三分之二多数方可否决修改提案。”
“这一条在正式谈判里会被挑战。”
“哪方会挑战。”
“每一方都可能。”施泰纳的语气很平，不是在危言耸听，“任何一个成员国，当它觉得自己在委员会里的权重不够时，都会试图通过拉高否决门槛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把三分之二改成四分之三，或者引入加权表决。”
“对。一旦引入加权表决，谁的权重更高，谁的实际影响力就会超过文字上的平等。”
李思远把那张纸翻过来又翻回来，上面就那几行字，简洁得和施泰纳本人的风格一样。
“那这一条怎么守。”
“你不一定能守住。”施泰纳把那张纸重新折好，“但你可以预设一个锚点——在正式协议里，第一届委员会的表决规则是固定的，只有在第二届委员会成立后，才能进入关于表决规则修改的讨论。”
“把修改规则的时间节点推后。”
“对。第一届委员会按框架备忘录的原始条款运作，期间不开放表决规则的修改讨论。两年之内，没有人能动这个设计。”
“两年之后，有人想动，那是两年之后的事了。”李思远把这个逻辑在脑子里走了一遍，“这个设计要让每一个成员国在签协议前接受，不容易。”
“不容易，但有道理可讲——规则稳定是委员会有效运作的前提，第一届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运作机制，而不是争论规则本身。这个逻辑任何一方都能理解。”
李思远把咖啡又喝了一口。
“施泰纳教授，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施泰纳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是他说话前的习惯。
“第七条。轮值主席，第一任由创始运营方代表担任，任期两年。”他停了一下，“这一条会有人提出——'创始运营方'的定义是否需要明确，以及任期结束后的轮换顺序是否在协议里写清楚。”
“轮换顺序现在是'各成员国协商'。”李思远说。
“对，太模糊了。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在'协商'里插入各种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