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这栋建筑的另一个楼层，索洛孤儿院的院长办公室里，灯光还亮着。
院长玛格丽特·霍克太太坐在她那张用了二十年的橡木办公桌后面，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红茶。
她的另一只手搁在桌面上，食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略显清脆的声响。桌上的台钟显示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十七分——这个时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已经该上床睡觉了，但对于霍克太太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漫长的工作日里的普通时刻。
索洛孤儿院不是伦敦最大的孤儿院，也不是条件最好的，但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伦敦少数几家愿意接收“特殊案例”的孤儿院之一。所谓“特殊案例”，指的不仅仅是那些身体有残疾或者心理有创伤的孩子。
更多的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其他机构拒之门外的孩子——行为问题、出身问题、或者仅仅是因为“名额已满”这种官僚主义到令人发指的理由。
霍克太太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一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有的乖巧懂事，有的沉默寡言，有的暴躁易怒，有的聪明得让人害怕。她以为自己已经见过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以为自己已经对任何意外都做好了准备。
但今天晚上的这位访客，确实是她二十三年职业生涯里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一个。
门铃响起的时候，霍克太太正在整理下周的物资采购清单——这是一项她极其厌恶但又不得不亲自做的差事，因为上一任负责采购的后勤人员在账目上动了手脚，导致孤儿院差点发不出下个月的伙食费。
原本。
霍克太太还以为不会有访客，在这个时间点，门铃响起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索洛孤儿院的门禁制度不算严格，偶尔会有一些慈善机构的人在这个时间点送来捐赠物资，但他们通常会提前打电话通知。
今天她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然而。
访客却来了。
还是一个看起来就像是贵族的访客。
霍克太太打开门的时候，首先看见的是一把伞。一把看起来价格不菲的长柄伞。伞面上几乎没有雨水——这说明撑伞的人要么是刚从车里出来，要么是用了某种不太寻常的方式避开了雨水。
随后，她就看见了伞下面的人。
一个老人。
非常老的老人。
对方的的头发纯白一片，不是那种灰白或者花白，而是像雪一样的白色，长到肩膀，在雨夜的微光中泛着一种近乎银色的光泽。
老人的胡子也是白的，很长，垂到胸前，用某种她看不太清楚的方式束了一下，不至于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袍——不是那种日常穿的大衣或者风衣，而是一件真正的、像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油画里走出来的那种长袍，面料看起来很厚重，也很昂贵，在路灯下泛着深紫色的暗光，整个人气质卓绝而又威严。
霍克太太能感觉到那眼镜后面的目光——锐利、深邃、带着一种历经沧桑之后才会有的、既温和又锋利的质感。
“晚上好。”
老人开口了。
他的声音比霍克太太预想的要年轻一些，低沉，清晰，带着一种老派的、彬彬有礼的腔调，像是从旧唱片里传出来的声音。
“请问您是霍克太太吗？”
对方非常有礼貌。
“是我，没错。”霍克太太立刻回应，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在这个老人面前，她觉得自己应该站得端正一些。
“请问您是……？”
霍克太太迟疑的搜索记忆，但是记忆里毫无所获，如此特别的老人本不可能被遗忘，所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对方。
“阿不思·邓布利多。”
老人说，微微欠了欠身，姿态优雅得像一个上个世纪的贵族：“我是一所——嗯——比较特别的私人学校的校长。”
他进行了自我介绍。
那可以作为一个时代厚重注脚的名字，就如此轻描淡写的被说了出来。只可惜，还在自诩口才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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