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十九日，京城，正东坊，石匠会馆。
京城整体规划遵循城廓分工原则，紫禁城居其中，内城是以六部二十四监为首的内外朝官署，中城多为勋贵住宅，内城，中城以政治活动为主。
外城以经济活动的手工市坊为主，同时还居住着各地跑官、进京赶考的读书人。又有东富西贵的说法。
城西士人聚集，这里临近官署且环境清幽，聚集了官员、士子等，形成了“西贵”的雏形。
东城崇文门外多以富商为主，这里靠近运河码头和粮仓，物流便利，聚集了大量富商和手工作坊，形成了早期的“东富”格局。
同时崇文门也是整个大明最重要的收税城关，最高一年收税接近9万两，而当时大明所有钞关一年的税收也就40多万两，崇文门一个关口收税占比达到两成，可见其重要性。
京城行业众多，有组织，有规模的行会一百三十二行，大部分的行会会馆坐落在城东。
而制砖行业是没有行会的，这个行业先天不足。大明的制砖行业发展极其曲折，永乐时期，完全是官办，工部直接派侍郎坐镇临清，管辖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窑厂，烧砖劳力由军夫或徭役承担。
嘉靖年间京城大规模的建设结束，不需要太多砖窑，于是改为“官督民办”。官府不再直接驱使民夫，而是“开窑招商”，招募民间窑户承包。窑户负责招工和生产，官府按验收合格的数量支付工钱。
但即便是这样，制砖行业还在不断的衰落，沧州一带的砖厂就因需求减少而全部关停。而且烧窑逐步变为苦役，后期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强行摊派“砖价银”，将烧造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
到如今连“官督商办”都进行不下去，大明彻底放弃了对制砖行业的控制，现在京城只有几家民间小砖窑厂，用于修补城墙、制作寿砖和为其他勋贵富商的老宅提供砖块。因为规模太小不足以撑起一个行会，所以依附在石匠行会。
马车在石匠行会门前停下，徐良勒住缰绳，回头道：“掌柜的，到了。”
赵存仁掀帘下车，整了整衣冠。徐良把车交给迎上来的伙计，紧跟在后面进了会馆。
“赵掌柜来了！”
会馆大厅里，十几个砖窑厂的东家早已候着，见人进来，纷纷起身。为首的是一个穿丝绸华服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生得白净，几步迎上来，满脸堆笑。
“叔父可算来了。侄儿请了京城刚兴起的永兴班，这个戏班唱穆桂英的戏是一绝，咱们边看戏边谈。”
这年轻人叫孙庆，他父亲当年和赵存仁都是给宫里办差的老人，虽分属不同行当，交情却深。
前些年宫里拖欠账款，孙家被拖得最狠，孙父为了给宫里办事，四处借贷，结果宫里拖欠货款，他的高利贷还不起，最终大部分家业和祖宅都被用于偿还高利贷。
他本人急火攻心，一病不起，就这么去了。孙庆接手时，家里只剩几座没人要的砖窑。
赵存仁比他幸运，被朱由检拉了一把，不但讨回了欠账，还当了通宝阁的掌柜。
后来朱由检在京西建玻璃厂、在外城搞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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