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打死，太浪费。”
我的声音在嘈杂的厂房里不算响亮，但清晰地传入了附近几个隔间“狗狗”的耳朵里。
他们敲击键盘的动作明显慢了半拍，有几个甚至偷偷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更深的恐惧。
去惩戒室当“道具”，那意味着要被活生生地展示各种酷刑，生不如死，比直接打死更可怕。
光头内保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这个新上任的“三姐”会突然改规矩，而且改得……
更残忍，更“高效”。他立刻点头哈腰：“是，是！三姐英明！我这就照办！”
他一挥手，“把他拖去惩戒室！妈的，算你小子走运，三姐给你‘新机会’！”
那个被打的男人似乎听懂了，眼中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像破布一样被拖走。
阿静看了我一眼，眼神深邃，没说什么。
我知道，我这番“立威”和“改革”，看似更残酷，实则是无奈之下的拖延。直接打死，一了百了。
送去惩戒室当“道具”，至少能多活几天，多受几天罪，但也多了几天变数。
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或许只是自我安慰，但眼下，我能做的似乎只有这些——
用更大的恐怖，来暂时替代即刻的死亡，为这些绝望的人，也为我那渺茫的、寻找“卧底”或“破局”的可能，争取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时间。
“去别处看看。”我对阿静说，转身向厂房外走去。身后，那道道麻木或恐惧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接下来的一天，我在阿静的“陪同”下，像个真正的视察领导，走马观花般地“了解”了园区的各个角落。
我也“偶遇”了几个园区的“中层”，有负责某个片区的“主管”，有管着内保的“队长”，还有负责“采购”和“外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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