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光政不是不同意与中国开战，反而他很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与这个时代所有的日本人一样，米内光政也坚定地认为，对外扩张是日本唯一的出路。但是他却不支持与中国进行全民族的战争，米内光政认为对付中国这样庞大的弱国，逐步蚕食才是最正确的战术，进行全民族长时间的消耗作战是最愚蠢的做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时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却主张不扩大事态，并且在特别国会回答议员质问时自作主张地说：“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把坐在边上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气得满脸发白。
然而作为日本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米内光政毕竟同一般的日本军官不同，他的目光看的更远。他深知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表面上风光的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海军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首先日本并不是很发达的经济就严重限制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如果勉强将战争规模扩大到经济所能适应的最大限度，日本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规模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再打下去的话非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还会因此而拖垮日本的经济。
也难怪米内光政会如此坚决地要结束这场战争，此时日本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计，由于战争久拖未决，战争规模反而不断地扩大，所以导致日本的财政濒于崩溃。占预算支出70％~80％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使国家支出与年俱增。
1936年到1940年4年度间，日本预算支出累计达488亿日元，较前5年的累计额107.55亿日元增长近4倍，这引起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总额由1936／1937年度的20亿日元。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58亿日元；按户数平均计，每户税收负担更增加了2倍以上。
如此高额的赋税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1937年后日本国内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商品周转额又急剧减少，继续扩大税收额已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公债和纸币的发行。
1931年日本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亿日元。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更是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的强制推销，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七七事变后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在此期间，日本的货币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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