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甲在蓟州总督行辕内的“让步”，如同在沸腾的油锅里滴入了一滴冷水，看似暂时平息了表面的剧烈翻滚，实则让油面下的躁动与危险变得更加隐秘而致命。
韩阳用近乎兵谏的方式，强行保住了自己对蓟州大营，尤其是“靖虏营”和防务的实际控制权，但代价是与这位朝廷新任的、代表着杨嗣昌意志的宣大总督，彻底撕破了脸皮，将矛盾公开化、尖锐化了。
接下来的日子，蓟州大营内外，陷入了一种极其微妙而脆弱的“平衡”。表面上，总督陈新甲驻跸行辕，签发文书，接见将领，过问粮饷，履行着总督的职责。
韩阳则每日前往“禀报”军情，呈送文书，态度恭谨，仿佛真是下属在向上官汇报。陈新甲对防务的“指示”，韩阳大多“遵令”执行，至少表面如此。
然而，在水面之下，暗流汹涌，暗箭频发。
陈新甲并未甘心做傀儡。他利用总督的身份和朝廷的大义名分，开始从韩阳难以直接控制的领域入手，进行渗透、分化和掣肘。
首先便是粮饷。陈新甲以“统筹全局、核实兵额、杜绝虚耗”为名，行文户部及周边州县，要求所有供应蓟州大营的粮草、饷银，必须经总督行辕核对印信、登记造册后方可拨付。同时，他派出亲信文吏，入驻大营粮台，美其名曰“协助管理，以防中饱”。
这一招极为阴毒，直接卡住了军队的命脉。韩阳的“靖虏营”虽然有自己的屯庄和秘密渠道，但那点产出远不足以支撑全军，大部分粮饷仍需依赖朝廷拨发和周边补给。
陈新甲此举，不仅延缓了粮饷发放速度，制造了营中怨言，更借此将手伸进了韩阳的后勤系统，安插眼线，搜集“罪证”。
韩阳对此心知肚明，却难以公然反对，因为陈新甲的理由冠冕堂皇。他只能暗中命令张鸿功，加紧屯庄的生产和储备，同时让孙彪徐通过秘密渠道，设法从黑市或关系户那里获取一部分粮食，以应不时之需。
对陈新甲派来的文吏，韩阳明面上客客气气，提供账册，暗地里则让魏护派人严密监视，限制其活动范围，并找机会“不经意”地让这些文吏“目睹”营中将士操练辛苦、伙食粗劣的景象，甚至“偶遇”一些伤兵抱怨粮饷拖欠、医药匮乏。韩阳要营造的，是“我军一心抗虏，却遭后方刁难”的悲情氛围，将矛盾引向陈新甲和朝廷。
其次，是人事。陈新甲利用总督的任免权，开始频繁召见中下层军官，特别是那些非韩阳嫡系、或对现状有所不满的将领。
许以升官、赏银，或暗示朝廷将对“跋扈将领”进行清算，拉拢分化。对韩阳麾下的骨干，如魏护、岳河、张鸿功等人，则明升暗降，或调任闲职，试图削弱韩阳对军队的直接掌控。
例如，他曾下令调岳河赴永平府“协防”，实则是想将其调离核心；又欲升张鸿功为“督粮参将”，负责往后方的蔚州、广昌等地催粮，也是调虎离山之计。
对此，韩阳的应对更为强硬。对于调令，他以“虏情紧急，该将所部正在整训新式战法，临阵换将恐影响战力”、“该将熟知本地防务与屯田事宜，骤然调离恐致混乱”等理由，直接“婉拒”，或采取拖延战术。
实在无法推脱的，则让当事人“称病”或“因公负伤”，暂时无法赴任。同时，他加强了对麾下将领的控制和笼络，提高待遇，分享部分权力，并用卢象升的遭遇和当前的危机，强化“唯有抱团才能生存”的意识。
对于被陈新甲拉拢的军官，韩阳则区别对待：对意志不坚、首鼠两端者，暗中记录，逐步边缘化；对铁了心投靠陈新甲的，则寻找其过失，借整顿军纪之名，或撤职，或调离，甚至找个由头当众惩处，杀鸡儆猴。
最凶险的，则是来自朝廷方向的“暗箭”。
陈新甲几乎每日都有密奏发往京城，通过专门的驿道和信使，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韩阳用脚指头也能猜到，必然是极尽诋毁之能事，将自己描绘成拥兵自重、目无朝廷、甚至可能“阴蓄异志”的边镇枭雄。
同时，催促朝廷速发明旨，甚至调派其他镇兵马，对自己进行“制裁”。
孙彪徐的情报网捕捉到了一些零星迹象：兵部似乎在商议调整宣大周边兵马部署；有御史正在搜集关于“蓟州擅权”的“罪证”；甚至隐约有风声，杨嗣昌有意调关宁军一部西进，名为加强蓟防，实为威慑甚至必要时解决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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