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得悻悻退下。
打发走了内部潜在的反对者，外部的压力接踵而至。首先是蓟州知府派人前来询问，为何突然封锁军营，调动频繁，是否需要府衙配合，同时委婉提醒，如此动作，已引起城内百姓不安，且粮草调动，是否需经府库？
韩阳的回答直接而强硬：“虏骑大至，边关告急！本将奉卢督师令整军备战，所有举措，皆为御虏！
请知府大人安抚百姓，并速调城内存粮、征发民夫，协助加固城防、转运物资！
此乃军国大事，若有延误，国法无情！”他根本不给地方文官插手军务的机会，反而以“御虏”为名，反过来向地方索要资源，施加压力。
紧接着，来自周边卫所、州县，乃至宣大其他镇将的询问、质疑文书，也雪片般飞来。有的询问卢象升真实情况，有的质疑韩阳的权限，有的则干脆要求韩阳出示朝廷或卢象升的明确手令。
对此，韩阳一律以格式统一的公文回复，核心意思不变：“虏情万分紧急，卢督师奉召进京前口谕令本将暂摄防务。一切为击退入寇之敌，保全疆土。详情待战后再行通报。望各镇以大局为重，严守防区，随时准备策应。”同时，他让孙彪徐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些质疑最为激烈、或与杨嗣昌一派关系暧昧的将领、官员名单记录下来。
最大的压力，自然来自于朝廷。数日后，兵部一道措辞严厉的咨文送达，质问韩阳为何擅专防务、封锁军营、调动兵马，并严令其立刻开放营门，恢复常态，听候朝廷新任总督处置，不得有误。
对此，韩阳的回复堪称“典范”。他首先表示“跪读部文，惶恐无地”，深刻承认自己“忧心虏患，措置或有失当”。
但紧接着，笔锋一转，用大篇幅、极其详实地描述了“确凿”的虏骑调动迹象、边墙外的异常、以及去岁惨痛教训，强调“敌情凶狡，瞬息万变”，“若拘泥常例，恐误战机”。
最后，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臣世受国恩，委身行伍，唯知杀敌报国。
今虏焰方张，边陲震骇，臣但知有守土之责，不知有避嫌之私。若待朝廷明旨而虏骑已至，则臣万死莫赎。故冒死权宜，整军备武。
一切罪愆，待击退虏骑之后，臣自当赴阙请死，听凭朝廷发落。然在此之前，唯愿以残躯朽骨，筑为边墙，阻虏骑于国门之外！伏乞陛下、部堂明鉴！”
这道奏疏，情真意切，有理有据，将“忠君爱国”、“勇于任事”、“顾全大局”的姿态做足，同时将“虏情紧急”作为一切行动的挡箭牌，并将可能的“罪责”推到“战后”，潜台词是：现在别来烦我，等我打完了仗，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但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要打仗！
奏疏以六百里加急发出。韩阳知道，这只能拖延一时，朝廷，尤其是杨嗣昌，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位带着驾帖的“陈大人”，恐怕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就在韩阳发出奏疏的第三天，孙彪徐的密报送来：兵部右侍郎、新任宣大总督陈新甲，已率数百督标营精兵及一小队锦衣卫，离开京城，正向蓟州而来，预计五日内抵达。随行人员中，确有锦衣卫官员，且携有密封文书。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这一次，不再是文书往来，不再是暗中较劲，而是面对面的、决定生死荣辱的正面交锋。
韩阳将心腹再次召集到中军帐。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陈新甲五日内到。”韩阳开门见山，“带着兵部任命，也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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