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建起了这个国家。”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因为我们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仁慈上，只寄托在自己的实力和算计上。如果英国人真要对抗，那就对抗。但他们会发现，在远离本土一万公里的亚洲，面对一个拥有世界一流海军、正在高速工业化、而且没有任何退路的国家，对抗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
他最后说：“而这就是威慑的本质——不是你能打赢，而是让对手觉得打不赢，或者赢得太贵。现在，我们要去伊斯坦布尔，告诉所有人这个新的威慑等式。”
说完，陈峰大步走出战略室。走廊里，卫兵立正敬礼。窗外，迪拜港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定远号”和“镇远号”的舰影如两座钢铁山峰，沉默地矗立在海天之间。
下午四时整，陈峰登上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专列。
西行列车上，1916年8月18日晚9时
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在夜色中回荡。专列由八节车厢组成：陈峰的车厢在最中间，前后各有一节警卫车厢，其余是随行人员、通讯设备和一辆经过特殊加固、装载着机密文件的货车。列车以80公里的时速向西疾驰，窗外是阿拉伯半岛无垠的荒漠，月光下，沙丘连绵如凝固的波涛。
陈峰的车厢内部经过精心设计。前半部分是办公室，有书桌、文件柜、保险箱和一张巨大的可收放地图桌；后半部分是卧室和简易卫生间。墙壁覆盖着隔音材料，地毯厚实，灯光柔和。这与其说是车厢，不如说是一个移动的指挥所。
此刻，陈峰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详细地图，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沿岸地区。他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做着标记，旁边摆着地质调查报告、部落分布图、英国军事部署图，以及一份刚刚译出的密电。
密电来自潜伏在伦敦的“深喉”：“英国内阁今日讨论中东局势。陆军部主张强硬，海军部担心两线作战，外交部倾向有限妥协。分歧明显，未达成共识。关键人物：基奇纳勋爵态度模糊，格雷爵士倾向谈判，国王未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