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各舰，六点整召开作战会议。让炊事班准备热咖啡和早餐，所有人吃饱。”
“是。”
“还有，”李特叫住他，“告诉轮机长，五点半开始加速。我要在八点前抵达坤甸外海三十海里处。”
萨拉赫的眼睛在昏暗灯光下亮了一下：“将军，要打了吗？”
“要回家了。”李特拍了拍他的肩，“去吧。”
年轻人转身离开，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李特重新走到观察窗前。东方的天际线开始泛白，深蓝色的夜空渐渐变成青灰色。几颗最亮的星星还在闪烁，其中就有南十字星——那个指引了无数南洋华人方向的星座。
他想起出港时的情景。
2月1日清晨，迪拜港万人空巷。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有士兵的家属，有船厂工人，有普通市民。当长江号拉响汽笛，缓缓驶离泊位时，许多人哭了。不是悲伤，是激动——他们知道这艘船要去哪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王伯站在运输船队的甲板上，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那枚“归乡”徽章。老人一直望着舰队的方向，直到变成海平面上的几个黑点。
“一定要回来。”李特当时在心里说，“带着胜利回来。”
现在，他们就要到了。
六点整，长江号的军官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各舰舰长通过无线电接到了会议通知，但只有巡洋舰以上的指挥官被要求亲自过来——驱逐舰舰长们留在各自舰上，通过加密电报接收命令。
长桌两侧，穿着深蓝色海军制服的人们神情肃穆。最年轻的是复兴号舰长陈启明，二十八岁，海军学院第二期第一名毕业。最年长的是光复号舰长赵海涛，四十五岁，参加过当年兰芳最后的抵抗，腿上还留着荷兰人的子弹疤痕。
李特走进来时，所有人起立。
“坐。”他走到主位，没有寒暄，直接摊开海图，“情报确认，荷兰人今天凌晨在坤甸开枪了。死了七个我们的同胞，伤了二十多个。”
会议室里响起压抑的吸气声。几个年轻军官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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