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阁下，”他转回头，目光重新落在东乡脸上，“您见过流亡者吗？真正意义上的，失去家园，漂泊在外，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的人？”
“见过。维新时的倒幕志士，很多人流亡海外。”
“那您应该知道，”陈峰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对流亡者来说，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回家。回到出生的地方，回到祖先埋葬的地方，回到孩子可以安全玩耍的地方。”
他顿了顿，继续说：
“兰芳现在的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从婆罗洲逃出来的。他们记得坤甸的雨季，记得赤道的烈日，记得家门口那棵菠萝蜜树的味道。这些记忆传了三代，有些细节可能已经模糊，但‘想回家’这个念头，从来没变过。”
东乡静静地听着。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曲。
“所以回答您的问题：兰芳的目标，就是回家。回到地图上那个被青绿色山脉环绕的地方。为此我们需要战舰，需要工厂，需要钱，需要朋友，也需要让敌人明白——挡这条路的人，要付出代价。”
“即使代价是战争？”
“即使代价是战争。”陈峰一字一顿地说，“但我们会尽力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死人，死的可能是我的士兵，也可能是南洋的华人同胞。我们不想要任何人的命，只想要回自己的家。”
东乡沉默了。他低头看着桌上那些碎纸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问出了今天最直接的问题：
“那么，日本要怎么做，才能改变兰芳的立场？”
问题终于抛出来了。不是关于战舰，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立场。关于那段从甲午战争开始，延续了十四年的恩怨。
陈峰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迪拜港在上午的阳光下忙碌着，起重机像钢铁森林般摆动，货轮进进出出，更远处，“光复号”巨大的舰体停泊在深水锚地，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东乡阁下，”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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