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陈默回到亭子间。他没有开灯，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坐在床沿上。所有钱都摊在面前，不同面额的纸币堆成几小堆，像微型的山丘。
他盯着这些钱看了很久，然后起身，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帆布行李箱——他来上海时带的唯一一件像样的行李。打开箱子，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双布鞋、几本书，还有一个小铁盒。
铁盒里是父亲的手表。
陈默拿起手表，金属表壳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冽的光。表盘上的金色指针还在走动，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房间里清晰可闻。他记得这块表的来历——父亲被评为“安全生产先进个人”时矿上奖励的，戴了十年，表壳上那些划痕记录着井下工作的艰辛。
表带已经旧了，皮革开裂，金属扣也有些松动。但表还在走，就像父亲的人生，艰难但持续地向前。
陈默把手表贴在耳边，听着里面机械运转的细微声响。滴答，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认购证的发售截止日在逼近。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父亲下井前的背影，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侧影，矿难后那些空荡荡的工棚，来上海的绿皮火车，包子铺蒸腾的热气，营业部闪烁的电子屏，老陆拨动算盘的手指，老宁波挥舞的手臂，王建国按着钞票的手，周伯复杂的眼神，赵建国同情的笑容……
所有这些画面最终汇聚成一点：他要不要卖这块表？
手表能卖多少钱？三十？四十？也许能卖到五十。那样他就够六百元了，够买二十张认购证。
但卖了表，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床上的被褥、那个帆布箱，再没有一件属于过去的实物。父亲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将变成一张淡绿色的纸，一个虚无缥缈的期望。
陈默握着手表，握得很紧，表壳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他在黑暗中坐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弄堂里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有人在看《新闻联播》，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传进来。
“……浦东开发进展顺利，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年一季度，上海金融市场表现活跃，证券交易量同比增长……”
金融市场。证券交易。认购证。
这些词如今对陈默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们不再只是报纸上的铅字，而是与他的人生紧密相连的东西。他的六百元，他的未来，可能就系于这些抽象的概念之上。
他最终没有卖表。
晚上九点，陈默开始缝钱。他找出一件旧汗衫——洗得发白，领口已经松懈，但布料还算结实。用剪刀从内侧剪开一条缝，形成一个隐藏的口袋。
然后他开始往里面塞钱。十元钞对折，五元钞对折，两元、一元、毛票……他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510元，厚厚的叠成一沓。放进汗衫内侧后，那个位置鼓起一个小包，不太明显，但手摸上去能感觉到。
他用针线把开口缝上。针是问张阿姨借的，线是黑色的，在浅色的布料上很明显。他的针脚歪歪扭扭，有的地方太密，有的地方太疏，但很结实。每一针穿过布料时，他都能感觉到下面纸币的阻力。
缝到最后几针时，他的手开始抖。不是累，不是冷，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涌上来的震颤。这一针一线缝进去的，不只是钱，是他这两个月在上海的全部积蓄，是他预支的未来，是他借来的信任，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赌注。
最后一针，打结，咬断线头。陈默把汗衫举到眼前，对着灯光看。黑色的缝线在布料上蜿蜒，像一道伤疤，也像一道符咒。
他把汗衫穿上，贴身穿着。鼓起的部分在左胸下方，正好在心脏的位置。他能感觉到那叠钱的厚度、硬度，能感觉到它们随着自己的呼吸微微起伏。
六百元。二十张认购证。一个未来。
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陈默不知道。可能是一夜暴富，可能是一贫如洗，也可能什么都不是——认购证中签了，新股上市了，赚了点小钱，但不足以改变人生。
但他选择了相信。相信老陆的计算，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那个由概率和期望值构成的、理性而冰冷的世界。
晚上十一点，陈默躺在床上。他没有脱汗衫，就让那叠钱贴在胸口。黑暗中，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沉稳而有力。也能听见钱在布料里摩擦的细微声响，沙沙的，像春蚕食叶。
窗外的上海渐渐安静下来。远处偶尔有车辆驶过，轮胎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发出嘶嘶的声响。更远处，黄浦江上传来轮船的汽笛，悠长而苍凉。
陈默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片水渍。在黑暗中，它不再像地图，而像一片星空——模糊的、潮湿的、遥不可及的星空。
他想起了老陆说的那句话：“投资是孤独的。”
此刻，他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孤独。没有人知道他的决定，没有人理解他的选择，没有人分担他的恐惧。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他十八岁的肩膀上，压在他左胸下方那叠缝在汗衫里的钞票上。
但他不后悔。
搏，还是不搏？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他选择了搏。
带着全部的生存筹码，跳进未知的洪流。
窗外，夜色深沉。距离认购证发售截止，还有两天。
陈默闭上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听着钞票的轻响，听着这座城市沉睡的呼吸。
明天，他要去银行。
把六百元，换成二十张淡绿色的纸。
把现在，换成一个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