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25日，京汉铁路上一列专列，正朝着北方疾驰。初春的华北平原，残雪还没化尽，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里，偶尔能瞥见几处光秃秃的村落，铅灰色的天空下，炊烟袅袅升起，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单调却持久地响着。
专列第三节车厢内，蔡元培摘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用绒布细细擦拭着。他已是四十四岁的年纪，面容清癯，眼角的细纹里，藏着二十多年治学与革命的风霜。对面坐着的宋教仁，比他小十二岁，此刻正倚着车窗，目光追着窗外飞逝的景致，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一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
“钝初，还在琢磨约法的事？”蔡元培重新戴上眼镜，语气温和。
宋教仁转过头，年轻的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焦灼与专注：“鹤卿兄，你说袁世凯真会南下就职吗？北京是他的根基，北洋六镇全在北方，他若离开，就不怕后院起火？”
车厢里还坐着迎袁专使团的另外几位：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魏宸组。听见这话，众人都放下了手里的书报或茶杯。
“孙先生既已让位，袁公也承诺拥护共和，这便是最好的结果了。”汪精卫开口，他今年才二十九，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战成名，此刻穿一身笔挺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我们此去是迎他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不是逼宫，姿态得放谦和些。”
“兆铭说的在理。”钮永建点头附和，“清室退位，兵不血刃，袁公是有功的。只要他肯遵《临时约法》，行责任内阁制，南北就能真正一统。”
宋教仁张了张嘴，终究没再多说。他拿起桌上的紫砂壶，给众人续了茶，热水冲入杯中，碧绿的龙井茶叶打着旋儿舒展。这是他从南京带来的明前茶，可喝到嘴里，总觉得混着一股北方的煤烟味，不大对味。
“我在日本留学时，读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宋教仁缓缓开口，“三权分立、议会制、政党政治——这些可不是请客吃饭，得动真格的。袁公出身旧营，他手下那些北洋将领，真能明白什么叫‘宪法至上’？”
蔡元培沉默片刻，缓缓道：“所以孙先生才坚持定都南京。离开北洋的老巢，换个新地方，用新规矩办新事，方能行得通。”
火车驶到保定府，站台上几个穿臃肿棉袄的旅客正挤着上车，窗外传来小贩叫卖烧饼油条的吆喝声，热热闹闹的。宋教仁看着这景象，忽然想起两年前自己秘密北上，在天津筹设同盟会北方支部的日子。那时的北京，九门紧闭，缇骑四处巡查，他化名“桃源渔父”，住在法租界的小旅馆里，每晚都得换地方歇脚，提心吊胆。
如今，他却是以民国迎袁专使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北上。
历史这东西，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
同日，北京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这里原是清廷招待外国使臣的西式宾馆，如今已收拾得焕然一新。朱漆大门上挂着红绸扎的彩球，门前立着两排持枪的北洋士兵，崭新的灰色军装，绑腿打得紧绷绷的，枪刺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冷光。
宾馆经理是个精瘦的广东人，姓陈，早年在上海礼查饭店做过管事，一口英语说得流利。此刻他正指挥着几十个仆役打扫，嘴里不停地念叨：
“三楼套房的地毯再吸一遍尘，南边来的大人爱干净！”
“花瓶里的水仙换了没？得天天换清水！”
“厨房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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