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但遇到原则之事，也从不含糊。去年处置那个强占民田的宗室子弟，证据确凿，他主张严办以儆效尤，但又私下对朕说，‘法不可枉，然其家眷无辜，请祖母酌情抚恤，勿使幼子失怙，老无所养。’ 仁心与利器，他倒是渐渐懂得如何并用了。”
提到“去年”，两人的神色都是一黯。那是李昭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秋天，他还在为这个帝国的未来思考、建言。沉默再次弥漫，但这一次，沉默中不再是纯粹的悲痛，而是流淌着对那个早逝生命曾经鲜活存在的共同追忆。
“他最像你的地方，是那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 武则天忽然道，语气带着一丝复杂的感慨，“记得永昌八年，波斯使者献上一架‘ Hydraulis’（水力风琴），声如天籁，机巧无比。昭儿看得入了迷，缠着使者问了整整半日，水如何驱动气囊，簧·片如何发声，齿轮如何联动……回宫后还不罢休，愣是让将作监的工匠依样画葫芦，想仿制一架小的。工匠们束手无策，他便自己去翻找大食人编撰的《机巧初阶》（可能是翻译的希腊或阿拉伯机械著作），还来问朕，‘祖母，为何我中原能工巧匠无数，能造指南车、地动仪，却无人想到以水力驱动乐器？是心思不在此，还是有所局限？’ 那时他才多大？十三？十四？便已想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
李瑾的眼中也泛起泪光，却是带着笑的泪光。“是，他从小便对新鲜事物好奇。看到岭南进贡的‘自鸣钟’（早期机械钟），非得拆开看个究竟，差点装不回去，急得内侍直哭。后来还是请了宫里的老匠人，带着他一点点复原，他倒因此弄明白了齿轮传动的道理，还画了图样解说给儿子听。”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更柔，“他总说，‘阿爷，这世间道理，藏于万物运行之中。经史子集是道理，这齿轮啮合、流水落花，亦是道理。读万卷书，亦需观万般物，方能窥见天地之妙。’”
“所以他才对狄仁杰从泰西（泛指极西之地，此处可能指更遥远的欧洲或阿拉伯世界传来的知识）带回的那些‘奇技淫巧’之书，那般感兴趣。” 武则天接口道，语气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孙儿超越时代眼光的赞赏，“朝中老臣颇有非议，认为储君当潜心圣贤书，岂可沉溺于工匠末技，异端邪说。他却对朕说，‘祖母，匠人之巧，可利万民。前朝有水转翻车，今我朝有简车，皆使灌溉之力倍增。那泰西之学，其天文历算、医药几何，未必无稽。闭目塞听，徒以华夏正统自矜，实非智者所为。孙儿以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是海纳百川之气度。’ 小小年纪，能有此见识，不易。” 说到此处，她轻叹一声，“他若在，朕那些从四方搜罗来的奇物、异书，才算真正有了知音。”
话题不知不觉，从生活琐事、性情爱好，转向了更深的层面——李昭的政治理念与远大抱负。这曾是武则天与李瑾最感欣慰，也最寄予厚望的所在。
“他对‘永昌新政’，理解得比许多朝臣都深。” 李瑾的声音带着追忆的温暖，也带着深切的痛惜，“儿子推行‘两税法’试点时，阻力重重，他不仅支持，还私下研读历代税制沿革，写了一份《租庸调与两税优劣论》给儿子，其中提到‘税制之要，在均平与简便。租庸调以人丁为本，户口流散，则税基不稳；两税以资产为宗，虽计核稍繁，然能随贫富而增减，更为公允。然其关键，在于厘清田亩，抑制兼并，使豪强无以隐漏。’ 一针见血。他还担心新法推行中，胥吏上下其手，反增民扰，建议在试点州县，张榜公布税则，许民申诉，并遣御史明察暗访**。这些心思，何等缜密周全。”
武则天微微颔首，目光投向亭外纷落的梨花，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少年侃侃而谈的模样。“他最难得的是那份仁心，并非妇人之仁，而是明辨是非、知晓利害后的坚守。记得前年关中旱蝗，有司奏请减免税赋，开仓放粮。他主动请求参与巡视灾情。回来后，人瘦了一圈，却眼神湛然。他对朕说，‘祖母，孙儿亲眼见了灾民之苦，也见了州县官吏赈济之勤惰。天灾难避，然人事可修。孙儿以为，救灾在急，更在长远。当趁此机会，核查田亩，编户齐民，兴修水利，推广新种（抗旱作物），方能化危为机，增强民力。若只知放粮免赋，灾过则忘，下次灾至，依然束手。’ 他不仅看到了眼前的灾民，更想到了灾后的重建与预防。这份远见与担当，远超其龄。”
李瑾接口道，语气中满是骄傲与辛酸：“他还私下对儿子说，‘阿爷，此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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