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长安，寒气砭骨，但东宫显德殿的书房中，却因炭火充足而暖意融融。太子李弘端坐在宽大的书案后，身上裹着一件紫貂皮裘，略显苍白的脸上带着专注的神情。他面前摊开的，并非经史子集，而是一摞经过挑选、抄录的奏疏摘要。这些奏疏来自尚书省、中书门下，内容涉及地方水旱灾情、刑狱案件复核、漕运损耗、边镇军需等具体政务，是武则天特意命人挑选出来，给他“见习”的。
李弘今年已满二十岁。按制，太子加元服（成年礼）后，便应更深入地参与朝政，学习治国之道。自去年秋始，武则天便有意识地让他接触一些非核心的政务文书，并定期召他问对，考较其见解。李弘的几位老师，如太子宾客许敬宗（兼）、太子左庶子李安期、右庶子张大安等，也时常为他讲解时政，分析利弊。
然而，真正深入接触这些繁杂而具体的政务，对自幼生长于深宫、接受严格儒家经典教育的李弘来说，仍是一种全新的、甚至有些吃力的体验。经书上讲的是仁政、德治、王道，是抽象的原则和理想化的先王典范。而眼前这些奏疏，呈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及迫在眉睫的抉择。
比如手中这份来自河南道汴州（治所今开封）的奏报，提及今冬酷寒，黄河部分河段出现凌汛，威胁堤防，请求朝廷拨付钱粮，征发民夫加固堤岸。这看似简单，但涉及钱粮从何处出？是动用地方常平仓，还是申请中央调拨？征发民夫，是在当地征调，还是从别州调配？时近岁末，农闲时节，征发民夫是否会影响来年春耕？若拨付钱粮，又如何确保能用到实处，不被胥吏克扣？这些问题，经书上没有现成答案。
李弘提起朱笔，在旁边的笺纸上写下自己的初步意见：“凌汛事急，关乎民生，当速处置。可令汴州先开常平仓，并动用部分州府公廨钱，就地采买物料，雇佣民夫抢修。若仍不足，再行奏请。需严令刺史、县令亲临督工，御史台遣员巡查，以防虚耗、贪墨。” 写罢，他觉得似乎还不够周全，又蹙眉思索。
这时，侍读的太子司议郎，一位新近选拔的年轻官员，小心翼翼地提醒道：“殿下，动用公廨钱，恐影响州府日常用度。且雇佣民夫，所费甚巨。或可考虑徭役征发，按律，每丁岁役二十日，今冬严寒，农事已毕，或可提前征发来年春役，以工代赈，既修河防，亦安贫民。”
李弘闻言，眼睛微亮：“以工代赈？此议甚善！既可省却部分钱粮，又可惠及贫苦，防其冬日饥寒生事。” 他提笔修改了自己的意见，加入了“可酌行以工代赈，提前征发部分春役，厚给口粮，勿使失所”等语。
处理完这份，他又拿起另一份，是刑部和大理寺关于数桩死刑复核的奏报。其中一案，是雍州某县民，因田土纠纷，愤而杀死邻人，按律当斩。但该犯年逾六十，且邻里证言，死者平日多行欺凌，县令初判亦认为“事出有因，情有可悯”，但州府复核维持死刑，刑部与大理论也拟照准。
李弘看着案卷，心中不忍。儒家讲“恤刑”、“慎杀”，《论语》有云：“子为政，焉用杀？” 他提笔在旁批道：“耄耋老人，激愤杀人，虽罪无可逭，然究其缘由，死者亦有过失。且县令初判已见怜悯。律法不外人情，是否可酌情减死，改为流刑，以彰陛下好生之德？”
批注完这几份，李弘已觉有些疲惫，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自幼体弱，虽经精心调养，但精力终究不如常人。内侍连忙递上参茶，他饮了几口，略作休息。望着案头还有厚厚一叠文书，心中不禁感慨，原来每日母亲要处理如山般的政务，竟是这般劳心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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