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这位皇后确有治国的才能。
再次，她通过北门学士，牢牢掌握着诏敕的起草和信息的传递。北门学士的成员，如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等人，实际上成为她的私人秘书班子，许多重要的决策和人事意图，都通过他们起草的诏书得以体现。
朝堂之上，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常态：皇帝陛下沉疴在身，需长期静养；皇后殿下贤明果决，代掌国政；太子殿下（李弘）虽已成年，参与一些政务学习，但显然还不足以独当一面；而宰相们则在皇后的主持下，维持着朝廷的运转。
在这新的权力格局中，有一个人位置微妙而重要——梁国公、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枢密院事李瑾。
他没有像许敬宗那样明显地依附于皇后，也未曾对皇后理政表示过公开的拥护或反对。他依旧每日前往枢密院署理公务，神策军的筹建、边镇防务的调整、军制改革的细化方案，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他也会按时前往蓬莱殿“探病”，隔着帘幔向皇帝简单汇报军政要务（虽然李治大多时候只是听着，偶尔含糊应一声），表现出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尊崇。
同时，对于皇后过问的军政事务，只要是符合制度、有利于国事的，他也都给予充分的配合和尊重。在政事堂会议上，当皇后垂询时，他发言严谨客观，就事论事，既不过分逢迎，也无刻意疏离。在神策军将领的任命、边镇轮防的调度等具体事务上，他严格执行枢密院制度——拟定人选或方案，呈报（名义上是给皇帝，实际上多由皇后代决）。当皇后提出不同意见时，只要不违背基本原则，他也能从善如流。
他就像一枚定盘星，在皇帝病重、皇后崛起的微妙时刻，以其特殊的身份（皇帝信任的军事改革主持者，位高权重的宰相之一）和务实的态度，稳住了军方，也间接支撑了朝局的平稳过渡。许多观望的、心中忐忑的文武官员，看到李瑾如此“正常”地履行职责，既不与皇后对抗，也不谄媚依附，心中的不安也稍稍减轻。毕竟，连最敏感的军权，都在按部就班地改革运行，似乎也说明了局势仍在可控范围。
这一日，李瑾从枢密院出来，再次前往蓬莱殿“请安”。殿内药味浓重，帘幕低垂。李治半靠在榻上，双目紧闭，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更显蜡黄。武则天坐在榻边不远处，正在翻阅一本奏章。
听到通报，李治微微睁开眼，视线模糊地朝李瑾的方向“看”了一眼，喉咙里发出一点声响，算是回应。武则天则放下奏章，对李瑾点了点头，目光平静无波。
李瑾如常行礼，简要汇报了神策军首批士卒已开始正式操练新式阵法的进展，以及安西、陇右冬防的安排。李治只是偶尔“嗯”一声，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
汇报完毕，殿内陷入一片沉寂，只有李治有些粗重的呼吸声。良久，武则天轻轻叹了口气，对李瑾道：“梁国公辛苦了。陛下龙体欠安，军政大事，还要你多多费心。枢密院所奏之事，陛下与本宫皆已知晓，就按章程去办吧。遇有不决，可随时入宫禀奏。”
“臣遵旨。此乃臣分内之事，不敢言辛苦。唯愿陛下早日康健。”李瑾躬身道，语气恭谨。
退出蓬莱殿，深秋的凉风拂面。李瑾回头望了一眼那被重重帘幕和药气笼罩的宫殿，心中明白，一个时代正在悄然改变。皇帝的病，比他预想的还要沉重。而那个坐在榻边的女人，正在以无可阻挡的姿态，一步步走向帝国权力的最前台。
平衡已被打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而他，需要在这新的棋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步法。至少目前，专注于“知枢密院事”的本职，练好新军，推进军改，是无论对卧病的皇帝，还是对理政的皇后，亦或是对这大唐天下，都最为稳妥和有益的选择。
他紧了紧身上的披风，迈步走入渐起的暮色之中。身后，蓬莱殿的灯火，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明亮，也格外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