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勾起一抹几不可察的弧度。枢密院的设立，不仅能集中军权于皇帝（和她），还能借此打破旧有军事体系的藩篱，安插自己人，培养新的军事力量，为将来更彻底的改革，甚至为她自己更长远的布局，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李瑾，这个聪敏的年轻人，再次被推到了前台，扮演了改革急先锋和权力平衡关键砝码的角色。他交出了安西的兵符，却即将在帝国的心脏，获得一个影响更深远的职位——虽然这个职位，依然在皇帝（和她的）牢牢掌控之中。
数日后，一道经过精心措辞的诏书，从大明宫发出，宣告了帝国军事指挥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
“朕绍膺景命，抚临万方。戡乱以武，守成以文，二者兼用，古之制也。然时移世易，兵制之弊渐显，府卫之政或弛。为固国本，强干弱枝，永绝方镇之患，特于禁中设立‘枢密院’，总天下兵马机要、边防守御、将帅黜陟、军籍符信、甲仗粮储等一应军务。凡调兵逾千，除授五品以上武职，必经枢密院议，呈朕亲决。兵部所司如故，唯军机要务，移枢密院处之。
“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梁国公李瑾，忠勤体国，晓畅军事，加‘知枢密院事’，专司整饬军备、筹划新制、筹建新军事宜。
“以司空、英国公李勣，元老勋旧，加‘同知枢密院事’，参赞军机。
“以侍中、检校兵部尚书许敬宗，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并加‘枢密副使’，协理院务。
“其余属官，由朕亲简拔擢。诏到奉行，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诏书一下，朝野震动。
设立枢密院，总揽军机！这意味着延续百年的、以兵部、十六卫、各都督府分掌军权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核心人事权，被收归皇帝直接掌控的一个新机构。虽然诏书强调兵部职能不变，但明眼人都知道，兵部的实际权力已被大大削弱，从此沦为执行机构。
而李瑾，这个刚刚辞去王爵、交了兵符的年轻人，居然被任命为首位“知枢密院事”，虽然只是临时差遣，且与李勣、许敬宗、刘仁轨等人互相制衡，但其地位之特殊，权限之关键，已不言而喻。他没有回到边疆掌兵，却以一种更核心、更接近权力中枢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帝国的军事决策中心。
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一些与旧军府系统利益攸关的官员、世家代表，纷纷上书，或言“祖宗之法不可轻变”，或言“权柄过于集中，恐生肘腋之变”，或暗指李瑾“年少权重，非国家之福”。然而，在皇帝强化皇权的决心，以及皇后一系（包括许敬宗等人）的强力支持下，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未掀起太大波澜。皇帝以“此乃整军经武、巩固边防、永葆太平之举”为由，将反对意见一一驳回。李勣虽然被加了“同知枢密院事”的头衔，但他年老多病，实际上很少管事，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坐镇。刘仁轨是务实派，对府兵弊端亦有认识，对改革并不坚决反对。许敬宗则是武后的坚定支持者。
于是，在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中，在各方尚未完全反应过来、或者还在观望权衡之际，枢密院这个全新的、直属于皇帝的军事核心决策机构，便在大明宫深处，悄然挂牌成立。它的官署设在原弘文馆附近的一处偏殿，戒备森严，出入皆需特制鱼符。首批从各部抽调、或由皇帝亲自简拔的年轻官员、宦官，开始进驻，处理从兵部、各卫府、边镇转移过来的核心军机文书。
李瑾，也结束了他短暂的“静养”，每日出入宫禁，到那个新挂上“枢密院”匾额的殿宇“上班”。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枢密院的建立，为军制改革打开了大门，也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下一步，便是以枢密院为依托，真正开始推行募兵试点，组建直属中央的“神策军”了。而他将在这个新的棋局上，与皇帝，与皇后，与朝中各方势力，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合作。
帝国的军事机器，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悄然调整着齿轮。而长安城的权力格局，也因这间新衙署的设立，发生了不易察觉，却影响深远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