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匹敌的国威，巩固他“天可汗”的至高地位。这既是对外宣示，也是对内的凝聚。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帝国机器为这场空前的大捷高效运转起来。一道道诏书从长安发出，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宣告胜利，减免赋税，大赦天下（谋反等十恶不赦除外）。朝廷派出庞大的劳军使团，携带巨量金帛、美酒、锦缎，前往安西犒赏将士。阵亡者的抚恤、立功者的封赏，也在紧锣密鼓地议定。
而在长安，更大的变化是气氛。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自豪、昂扬的帝国气象，弥漫在街头巷尾。酒肆茶楼，人们谈论的不再仅仅是家长里短、诗词歌赋，更多的是“李大总管一炮轰塌逻些城墙”、“神策军铁甲阵大破吐蕃铁骑”这样的传奇故事，尽管其中多有夸张附会。胡商们走在街上，腰杆挺得更直，因为他们是“天可汗”庇护下的臣民或客商。就连平素严肃的朝官们，下朝路上相遇，也多了几分意气风发的谈资。
更大的震撼，来自西域。李瑾在冈仁波齐刻石的消息，连同唐军大破吐蕃、迫降赞普、慑服吐谷浑的详细战报，被有意地通过商旅、信使、甚至归附的吐蕃贵族，迅速传遍了西域诸国，传向了更远的河中、波斯乃至大食的边缘。
疏勒、于阗、龟兹、焉耆这安西四镇，最先做出反应。他们的国王或都督，亲自或派遣世子、首席大臣，携带重礼和更为恭顺的国书，前往逻些朝见李瑾，重申忠诚，并恳请大唐皇帝新的册封和赏赐。紧接着，拔汗那、石国、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等昭武九姓诸国，甚至更西的波斯萨珊王朝流亡势力、部分大食边缘总督的使者，也纷纷沿着重新畅通、并且空前安全的丝绸之路，涌向逻些，继而转道前往长安。
这些使者带来的不仅是奇珍异宝、狮子骏马，更是一种姿态——对大唐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承认与敬畏。“天可汗”这个曾经因太宗天威而获得，但在高宗初期因内政外交困扰而略显黯淡的称号，如今随着逻些的陷落、吐蕃的臣服、丝路的贯通，再次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实至名归。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尊称，而是代表着对从东北契丹、奚族，到北方突厥余部，再到西域诸国、青藏高原的广阔区域的实质性的宗主权和威慑力。
长安的四方馆很快人满为患，各种语言、各种服饰的使者云集，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大唐皇帝的接见，学习着繁复的朝觐礼仪，用生硬的汉语背诵着颂圣的辞藻。他们带来的国书中，无一例外地用最谦卑的语气，称颂着“天可汗陛下”的“神武圣德”，为“铲除吐蕃凶逆，复通商路”而“欢欣鼓舞”，并祈求得到“天可汗”的册封和庇护。
当李治在则天门城楼上，接受这些来自万里之外、代表着数十个部族和城邦的使者朝贺，听着他们用各种语言高呼“天可汗万岁”时，尽管病体沉重，需要武则天在一旁搀扶，但他的胸中依然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豪情。这一刻，他仿佛超越了父亲太宗，成为了真正的、普天之下、四夷共尊的“天可汗”。帝国的荣耀，在这一刻，达到了自开国以来的顶峰。
而这一切荣耀的基石，是逻些城下的炮火，是冈仁波齐的金文，是那个远在万里之外、年仅二十余岁、却已立下不世奇功的年轻人——李瑾。他的名字，随着捷报，随着颂歌，随着“天可汗”威名的远播，响彻了大唐的朝堂，也传遍了西域的绿洲和草原。功高，已然震主。赏无可赏，封无可封的难题，也如同幽灵般，悄然浮现在了紫宸殿的辉煌灯火之下，萦绕在了一些敏感臣子的心头。只是此刻，这忧虑还被淹没在普天同庆的狂喜海洋中，尚未泛起明显的涟漪。
但武则天，在扶着李治，接受万国使节朝拜，享受着这无上荣光的时刻，眼角的余光扫过下方那些激动、敬畏、谄媚的各国使者面孔，心中却异常清明。她知道，这巅峰的荣耀之下，潜藏着怎样的激流。如何酬赏这泼天之功，如何安置这柄已然锋利无匹、光芒万丈的国之利器，将是对她，对李治，乃至对整个大唐朝廷，最为严峻的考验。封赏的诏书，已在酝酿之中，而那诏书的内容，将决定许多人的命运，也将影响这个帝国未来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