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大班领导张富贵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他以前是车间的老工人，因为犯了作风问题被劳教过，出来后不知怎么托关系当了大班领导。我本以为，同是有“污点”的人，他会对我多一丝理解，可他脸上的表情，比谁都刻薄。
“龙虾，你可真给咱们车间长脸啊！”张富贵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声音阴阳怪气，“大学生犯罪，这可是新鲜事。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改造，别想着偷懒耍滑。要是敢出一点差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的话像一把冰锥，刺穿了我最后的侥幸。我终于明白，在这些人眼里，我已经不是那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工人，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一个可以随意羞辱、随意打压的对象，甚至成了他们宣泄不满的靶子。
开工铃响了，我拿起沉重的钢钳，走向那根通红的钢条。三年没干过这种重活，我的手臂有些生疏，刚一用力，钢钳就差点从手里滑落。滚烫的钢条散发着灼人的热浪，烤得我皮肤生疼，汗水瞬间浸湿了工装，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瞬间蒸发成一团白雾。
“没用的东西！连钢钳都握不稳，还敢当大学生？”王二麻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故意凑到我身边，撞了我一下，“小心点，别把钢条弄掉了，到时候你可赔不起！”
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钢条上。灼热的温度烤得我后背发麻，我强忍着怒火，稳住身形，死死攥住钢钳，一点点将钢条拖进轧机。轧机的轰鸣声震得我耳膜生疼，可我却觉得，这声音比周围的嘲讽和羞辱要好受得多。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一场无休止的煎熬。
每天，我都要干着比别人多一倍的活。刘老黑总是把最累、最危险的活交给我，别人搬三根钢条，我就要搬五根；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要清理轧机旁的铁屑。车间里的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我每天都像泡在汗水里，工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满了白色的盐渍。
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王二麻子和几个青工，总是变着法地刁难我。他们会故意把我的工具藏起来，让我找不到；会在我操作的时候突然大喊一声，吓我一跳；会在我吃饭的时候，把我的饭盒打翻，看着我满地捡饭粒，哈哈大笑。
有一次，因为加热炉温度没控制好，一根钢条出了点瑕疵。明明不是我的责任，张富贵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骂了一顿，还扣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你这个罪犯，就是故意破坏生产！”他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这个月的奖金也别想拿了，好好反省！”
因为是缓刑犯，我每个月只得三十块钱的生活费，扣了一半，只剩下十五块。这点钱，连吃饭都不够，更别说买其他东西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只能啃干馒头、喝白开水，人越来越瘦，眼窝也陷了下去。
下班后，我回到厂里分配的小平房。那间屋子又小又暗，墙壁上布满了裂缝，下雨天还会漏雨。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充满绝望。
多少次，我都想一死了之。死了，就不用再承受这些羞辱和痛苦了；死了，就不用再面对别人鄙夷的目光了；死了，就不用再让父母担心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