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慧敏，别等了！我看那个司齐，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阿飞’！写两篇文章就了不起了？瞧把我们慧敏给愁的！”董柯娣心直口快，一边帮她压腿一边愤愤不平。
“就是！男人都这样，嘴上抹了蜜，转头就忘！咱们慧敏这么好的姑娘，还愁找不到更好的？”何英也凑过来帮腔。
“说不定人家回了海盐，早把西湖边的事儿给忘了呢！”有人小声嘀咕。
陶惠敏听着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声讨”，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她用力摇摇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执拗：“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她想起西湖边那个傍晚，司齐说起小说时眼里闪烁的光，想起他递过桂花糕时笨拙又真诚的样子。
她自觉是了解他的，那个看似散漫的青年，骨子里有种不一样的东西，绝不是姐妹们口中那种轻浮的“负心汉”。
可她心里的委屈和失落，却像杭州梅雨季的潮气，挥之不去。
为什么没有回信？
哪怕只有只言片语……
她哪里知道，就在她独自黯然神伤的时候，文化馆的宿舍里，司齐正抓耳挠腮，就着昏黄的灯光，给她写一封长长的回信。
信里，他不仅回应了她的牵挂，分享了《寻枪记》引发的风波，更重要的，是用一种强压着兴奋的语气写道：“……惠敏同志，不日我或将赴杭改稿。届时，西湖畔再见。”
这封承载着约定和期待的信，被他郑重地贴上邮票，投进了邮筒。
然而，它只是一封最普通的平信。
它或许在某个繁忙的转运站，被粗心的分拣员塞错了邮袋，踏上了南辕北辙的旅程；或许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从破损的邮包缝隙中滑落，静卧于某段无名公路的尘土里；又或许，它安然抵达了杭州，却静静躺在剧团传达室某个积满灰尘的角落，被一份过期的《余杭日报》默默覆盖……一趟阴差阳错的旅程，隔开了两颗彼此靠近的心。
而此时的陶惠敏却不知道司齐写了信，只是信没有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