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公还没走？”
李宇轩回头，看到张治走了过来。
“文兄不也没走？”
两人并肩站在栏杆前。远处传来轮渡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
“主任到山城，”张治中突然说，“景公打算怎么接待？”
“公事公办。”李宇轩说，“该有的礼节会有，该谈的问题要谈。”
“只是公事公办？”张治看着他，“景公，你我共事多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抗战期间，你在第三战区，对他们算是手下留情了。”
李宇轩没有否认：“都是国人，打日本才是正事。”
“那现在呢？”张治间，“日本投降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李宇轩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他想起那个噩梦，想起梦中两个自己的质问。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部下和学生，想起儿子李念安，想起孙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
“文兄，”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觉得，这场内战能避免吗？”
张治沉默了很久。江风拂过，带来夏夜的闷热和远处市井的喧闹。
“很难。”他最终说，“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信任基础太薄弱。奇兵要的是绝对统一，先生要的是联合政府。这两个目标，几乎是水火不容。”
“但总要试试。”李宇轩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这就是你主张和谈的原因？”
李宇轩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只是主张和谈，是真心希望和谈能成功。打了14年仗，死了几千万人，老百姓太苦了。”
张治叹了口气：“景公，你有这份心是好的。但政治这东西，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奇兵有他的算盘，先生有他的打算。我们这些人，夹在中间，能做的其实很有限。”
“有限也要做。”李宇轩掐灭了烟，“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直到天色完全黑透。张治离开后，李宇轩仍然站在那里。
他想起了1936年的西安，那时他也是这样站在窗前，思考着国家的未来。那时他以为，国共合作抗战，或许能成为民族新生的契机。但九年过去了，当初的期望正在一点点破灭。
“主任。”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李宇轩回头，看到一个年轻军官站在阴影里。他认出来，这是参谋总部的一个少校，叫郭儒瑰，平时沉默寡言，但业务能力很强。
“有事？”李宇轩问。
郭儒瑰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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