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就像我们唐汉，有人给大伯戴‘强英派’的帽子，给姑姑戴‘拖鞋派’的帽子，给父亲戴‘骑墙派’的帽子。戴了帽子，讨论的就不是具体政策了，而是‘派系斗争’。”
李宇轩静静地看着重孙，良久，嘴角浮现出一丝极淡的笑意。
“你看得很准。”他说，“但你知道戴帽子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李恒摇头。
“是让别人主动戴上你递过去的帽子，还觉得自己选得很明智。”李宇轩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是创造一个环境，一个语境，让某些帽子变得有吸引力，让戴帽子的人以为那是勋章，不是标签。”
这话让李恒心头一震。他想起大伯李镇国的“新团结运动”，想起那些被塑造出来的“爱国者”与“叛徒”的对立，想起学校里孩子们已经开始模仿的“我们华人”和“他们土著”的划分……
帽子已经准备好了，很多人正在主动伸手去戴。
“那么，”李宇轩缓缓问道，身体微微前倾，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不再是个虚弱的老人，而是个正在进行某种传授的导师，“接下来的故事还要听吗？”
窗外，最后一道夕阳正好移过书桌，照亮了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也照亮了孩子眼中超越年龄的沉思。
光与影在他们之间划出分界线，却又奇妙地融合。
“当然还要听，”李恒说，声音里没有六岁孩子该有的稚嫩，只有一种早熟的坚定，“这才刚开始，不是吗？曾祖父。”
他用的是“曾祖父”，不是“您”。这个称呼的改变很微妙——从礼貌的尊称，变成了血脉相连的确认。
李宇轩听出来了。他靠回藤椅，整个人陷入渐浓的阴影中，只有眼镜片还反射着最后一点天光。
“故事很长，”他说，“长到可以讲很多个下午，长到你可能听到一半就厌烦，长到……”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长到你可能希望自己从未听过。”
这话里有警告，有提醒，也有某种悲悯。知道太多历史真相的人，往往活得比无知者更痛苦。
但李恒的眼神没有动摇：“我想听。”
不是“我要听”，是“我想听”。这里有区别——前者是要求，后者是渴望。
李宇轩点点头，没有说“好”或“不好”，而是缓缓站起身。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些吃力，李恒本能地想去搀扶，但老人摆摆手，自己稳住了。
他走到书架前，不是之前放相册的那排，而是更深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有几个没有标签的牛皮纸文件盒，颜色已经发暗，边角磨损。
老人抽出其中一个，不是很重，但拿得很小心。他走回书桌，把盒子放在桌上，却没有打开。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他说，“下次吧。”
李恒有些失望，但克制住了。他知道这是策略——讲故事的人要控制节奏，要在听众最想知道下文时停下，要在悬念刚升起时落幕。
“什么时候？”他问。
“明天同一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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