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把最后一份股权质押文件签完，钢笔帽拧上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脆，像一颗棋子落在棋盘的正中央。
窗外是这座城市最昂贵的夜景——二百七十度的落地玻璃幕墙外，霓虹流淌成河，车流编织成网，整座城市在夜色中燃烧着几千亿度的欲望和野心。她的倒影映在玻璃上，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长发盘在脑后，露出一截线条凌厉的下颌。三十一岁的年纪，掌管着估值破千亿的砚科技，被业界称为“AI铁娘子”。
这个称号她不喜欢。铁，冷冰冰的，像是形容一件工具。但她也没反驳过，因为在这个圈子里，被人当成工具，比被人当成猎物要安全得多。
会议室的感应门滑开，助理小何端着一杯温水走进来，把杯子放在她手边，又迟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苏总，今天下午有人放在前台的，没有署名，安保扫描过了没有危险品。”
苏砚接过信封，入手很薄，里面应该只有一张纸。她撕开封口，抽出来的却不是纸，而是一张照片——老照片，相纸已经泛黄卷边，画面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站在一栋挂着“苏氏精密仪器”招牌的厂房前，笑得一脸意气风发。
她的手指在照片边缘停住，指甲不自觉地掐进了相纸里。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钢笔手写，墨迹陈旧但字迹清晰：“1996年3月，苏鸿儒与导师合影。留存。”
苏鸿儒是她父亲。1996年3月，距离苏氏精密仪器申请破产保护还有整整四年，距离她父亲从公司顶楼一跃而下，还有四年零七个月。
这张照片她从未见过。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相册、文件、所有可能承载记忆的东西都被母亲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母亲说，忘了那个人，就当这辈子没认识过他。那年苏砚九岁，站在院子里看着焚烧的铁盆冒出滚滚黑烟，把秋天的天空熏出一个黑洞。她没哭，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迟早要把这些灰一片一片捡回来。
二十二年后，有人替她捡回来了一片。
“小何，查监控。”她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要知道这个信封是谁放的。另外，帮我约陆时衍律师，明天上午十点，在他的律所见。”
“陆律师那边需要提前说明议题吗？”
“不用。”苏砚把照片放进西装内袋，那个位置离心脏很近，“他看到我自然会懂。”
第二天上午十点，苏砚准时出现在恒信律师事务所的会客室。这家律所占据了市中心一栋甲级写字楼的整整三层，装修风格和他的创始人一样——冷调、克制、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得像法条里的但书。会客室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持正守心”四个字，落款是陆时衍自己写的，字迹骨骼清奇，棱角分明。
陆时衍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份卷宗，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线条流畅的手腕。三十六岁的男人，正是最耐看的年纪，眉眼之间有一种被岁月打磨过的锐利，不刺眼，但足够划开任何虚与委蛇的客套。
“苏总大驾光临，应该不是来谈那个专利案的后续吧？那案子我们一审赢了，对方上诉的期限还剩三天，目前来看翻盘概率不高。”他把卷宗放到一边，在她对面坐下，秘书端了两杯美式进来，黑咖啡，不加糖，两人的口味倒是出奇地一致。
苏砚从内袋里抽出那张照片，放在桌面上推过去。
陆时衍低头看了一眼，表情没有变化。他看东西的习惯是先看整体再看细节，就像翻阅案卷一样，目光从照片的主体人物扫到背景的厂房招牌，再落到翻过来后背面那行字上。“导师”两个字进入视线的时候，他的眼睑微微跳了一下，幅度极小，如果不是苏砚刻意盯着他的眼睛，根本不会注意到。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96年3月。”苏砚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精准地钉进话题的关键节点，“照片上的另一个人，如果我没查错，应该是你的法学导师——韩景尧教授。当年他还没进学术界，在一家资本机构做法务顾问，我父亲的公司是他经手的第一个破产重组项目。”
陆时衍沉默了几秒，拿起照片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照片放回桌上，靠进椅背里，双手交叠在身前，这是一个标准的防御姿态。
“你想问我什么？”
“我想问你，韩景尧在带你做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叫苏鸿儒的人？”
“没有。”回答很干脆。
“你确定？”
“我确定。”陆时衍的目光没有躲闪，“但我在档案室里看到过这个名字。”
苏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她在谈判桌上惯用的小动作，意味着她正在把零散的信息碎片拼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所以你是知道这件事的。我父亲的公司破产，你导师是操盘手之一。然后你接了原告方的委托来打我的专利侵权案，从头到尾没有跟我提过一个字。”
“苏总，我做的是律师，不是道德审判官。”陆时衍的语气里没有歉意，也没有解释的意味，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韩景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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