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我再也没来过。”
陆时衍跟着她走进去。餐厅很小，只摆得下四张方桌，桌布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墙角的老式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评弹。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姓屠，苏砚叫他屠叔。屠叔看见苏砚走进来先是愣了愣，然后摘下老花镜仔细端详了片刻，脸上的皱纹忽然舒展开来。
“小砚？你长这么大了！”
“屠叔，”苏砚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巷灯刚好照在她侧脸上，把她的眉眼衬得比平时柔和了几分，“红烧划水还有吗？”
“有有有！你等着，屠叔亲自给你烧！”老头兴冲冲地进了厨房，收音机里的评弹还在唱，唱的是《珍珠塔》里方卿落难的那一段。
陆时衍在苏砚对面坐下来。这张桌子很小，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膝盖几乎碰在一起。他把手机掏出来放在桌上，当着苏砚的面按了关机键。屏幕黑下去的一瞬间，他注意到苏砚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不是那种商业谈判桌上运筹帷幄的笑，是很轻很浅、连她自己可能都没察觉到的弯了一弯。
“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他说。
“哪里不一样？”
“你带我来你爸以前带你来过的地方。你点了他以前爱点的菜。你甚至管老板叫屠叔。我刚才按关机键的时候你还笑了一下。”陆时衍把筷子从筷筒里抽出来仔细擦了擦放在她面前，动作自然得像是做过一千遍，“这些事放在三个月前，你一件都不会做。放在三年前，你连这家店的巷口都不会靠近。”
苏砚沉默了片刻，然后拿起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转了转。杯子里是屠叔刚倒的大麦茶，茶汤呈琥珀色，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你知道我爸破产之后那几年，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吗？城郊一个回迁小区的阁楼，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水管冻住。我妈每天打三份工，我爸白天去工地搬砖，晚上回来还笑着跟我说‘砚砚，爸爸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后来他病了，笑不动了，就改成给我写信，每一封结尾都写同一句话——‘别怕，爸爸在。’一直写到他拿不动笔。”她把茶杯放下来，抬头看着陆时衍，目光清澈而坦荡，“我花了十多年把自己变成一个刀枪不入的人，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不欠任何人情。我以为这样就不会再经历那种——眼睁睁看着最重要的人倒下，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后来在法庭外面，有人开枪。我身体比脑子先动。”
苏砚垂下眼看着自己执杯的指尖，顿了一下才接下去：“之后那件事就被我锁进心底了。我没打算说，更没打算对你提。但今天走回这条巷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也许说出来也不坏。”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把大麦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很淡，淡到几乎尝不出麦香，只有一丝微弱的甜藏在余味里，不仔细品根本发现不了。然后他做了一个让苏砚意外的动作——他把右手伸过桌面，掌心朝上，放在她面前。不是握手的姿势，不是索取的姿势。只是放着，五指微张，像一个没有期限的邀请。
“我的手在这里，”他说，“你想牵的时候就牵。”
苏砚低头看着那只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虎口有常年握笔磨出的薄茧。这只手在法庭上翻过无数案卷，写过让对手哑口无言的结案陈词，在导师设局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按下过不止一次发送键——每一封邮件都可能毁掉他的前途。她忽然想起在医院彻夜分析线索的那个晚上，他趴在病床边睡着了，手就搭在她手边。她看着他手背上因握笔太久而绷紧的青色血管数了一整夜，从没想过要移开。
屠叔端着红烧划水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这一幕。苏砚的指尖轻轻碰了一下陆时衍的掌心，蜻蜓点水，一触即收，然后若无其事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老屠假装什么都没看到，把菜放在桌上，转身回了厨房，收音机里的《珍珠塔》刚好唱到方卿中状元的桥段，弦声猛地高了上去。
“尝尝，”苏砚夹了一块鱼腹放进陆时衍碗里，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冷淡，“这里的红烧划水比我爸当年吃的时候差了点火候，但比你在CBD点的那家人均两千的融合菜好吃。”
陆时衍尝了一口。鱼肉嫩滑，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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