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刻拨通了薛紫英的号码。
“林会计现在在哪？”
“不知道。但摘要里留了一个地址，在城西老工业区。我查了地图，那片地方三年前就拆迁了，现在是一片烂尾楼。不过——”薛紫英顿了一下，“我刚才黑进了拆迁补偿登记系统，那个地址的补偿款还没有人领。房产证明也在他名下，没有过户，没有抵押。”
“说明他要么不知道自己能领这笔钱，要么不敢来领。一个活人不可能放着补偿款不要，除非他觉得自己一旦露面，就会出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薛紫英的声音压低了，“陆时衍，你要去找他？这个人在暗处躲了十年，如果他知道有人来找他，很可能会继续跑。”
“所以不能大张旗鼓。我一个人去。你把详细地址发给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小心。”
“嗯。”
挂断电话之后，陆时衍把车开出了停车场。路过法院门口的梧桐树时，一片叶子从枝头落下来，正好落在引擎盖上，被风吹得翻了几个身，然后滑下去，落在地上的积水里。
城西老工业区。十年前这里是本市的制造业中心，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每天有上万个工人骑着自行车从这条路上经过。后来产业转型，工厂一家接一家倒闭，机器当废铁卖了，工人走了，厂房空了。三年前政府把这片地卖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推平了厂房，挖好了地基，然后资金链断了，留下一片望不到边的烂尾楼。钢筋从水泥桩里伸出来，锈迹斑斑，像从地底伸出来的枯手。
陆时衍把车停在路边，按照薛紫英发来的地址，走进一片被围挡圈起来的空地。围挡上的广告布已经褪色了，上面印着“城市新地标”五个大字，被雨水冲得只剩“城”“新”“标”三个字还能勉强辨认。他翻过围挡的缺口，脚下的碎石子和烂泥混在一起，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和腐木的气味，混着一股说不清来路的甜腥味，让人想起很久没打开的地下室。
地址指向一栋还没拆完的旧筒子楼，墙体被推土机啃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红砖和钢筋。六层的楼，从一楼到三楼的外墙还勉强立着，四楼以上全部塌陷，像被人从上面劈了一斧子。楼道里的灯早就没有电了，墙上涂着拆迁队的红圈编号，有些已经褪色。楼梯扶手被拔走了大半，只剩几根水泥柱孤零零地立着，上面缠着干枯的藤蔓。
陆时衍打开手机手电筒，在昏暗的楼道里往上走。脚下不时踩碎玻璃碴和碎砖块，发出咔咔的声响。每一扇门都敞开着，门板要么被拆走了，要么斜挂在合页上。房间里空空荡荡，墙上的旧报纸被雨水泡得起皱，上面印着十年前的日期。三楼拐角处有一扇门是关着的，和其他房间不一样——门缝里塞着旧报纸，门把手上没有落灰。
他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门缝里看他。那只眼睛浑浊发黄，眼白上布满血丝，瞳孔缩得很小。门链还挂着，链条上的铁锈随着门的震动簌簌往下掉。
“林会计？”陆时衍压低了声音，“我叫陆时衍，是律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关于十年前那桩破产案。”
“我不认识什么林会计。你找错人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皮，那扇门开始合拢。
“三和资本三年前给你打了五百万。”陆时衍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证据，贴在门缝上给他看，“这笔钱，你拿了。但你没花——至少没花在你自己身上。拆迁补偿款你没领，房产也没卖。你在怕什么？”
门缝里的眼睛盯着那张打印出来的转账记录摘要，一动不动。陆时衍几乎能听见对方牙齿摩擦的声音。过了很久，门重新打开——链条没解，门只开了巴掌宽的缝隙，但足够让门里的人把脸露出来。
那张脸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头发花白乱蓬蓬地支棱着，起码有六十岁，比实际年龄老了不止一轮。嘴唇干裂，嘴角有一道陈旧的疤痕。
“你姓陆？”他的声音在发抖，“你跟那个叫陆时衍的，什么关系？”
“我就是陆时衍。”
老人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声像生锈的铰链在转动，又干又涩，笑到一半变成了咳嗽。
“你是他的学生。”
“是。”
“那你知不知道，你老师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老人的手紧紧攥着门框，“他说我只是一个会计，不懂商业决策，看不懂复杂的合同条款。他说我出庭也没用，因为我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他说服法官把我从证人名单上划掉了。可我是唯一知道那笔资金是假账的人，我是唯一知道他恶意冻结苏总资产的人！他把我从法庭上赶走，不是为了赢官司，是为了让我闭嘴。”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高，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几只栖在墙缝里的麻雀被惊飞了，从破洞里窜出去，消失在铅灰色的天空里。
“所以你这十年就一直躲在这里？”陆时衍问。
“我不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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