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吗？反正不是沈墨。我和他……是清白的。”她说“清白”两个字时，脸上闪过很复杂的神情，像是遗憾，又像是骄傲。
魏正宏示意记录员出去。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和桌上那盏刺眼的台灯。
“把孩子生下来，”他说，“供出‘海燕’的下落，我保你母子平安，送你去香港。”
陈明月摇头：“我丈夫是地下党，死在你们手里。我要是叛变，他白死了。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也是地下党的孩子，不能有个叛徒母亲。”
“你丈夫已经死了！你还要赔上自己和孩子？”
“有些人死了，比活着的人还有分量。”陈明月看着他的眼睛，“长官，你有兄弟吗？”
魏正宏的手在桌下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印子。
“有，死了。”他听见自己说。
“对不起。”陈明月居然道歉了，“那你应该懂。有些东西，比命重要。”
那一刻，魏正宏几乎要拍桌子怒吼：你懂什么？我哥哥被地下党弄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我弟弟投共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你们这些满口理想、满口大义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失去，什么叫两难！
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站起来，对门外喊：“带回去。”
陈明月被架起来时，突然说：“长官，你眼睛很红，多久没睡了？”
魏正宏没理她。
“睡不着的时候，想想你兄弟。想想如果他在，会跟你说什么。”
门关上了。魏正宏站在原地，直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彻底消失。他慢慢坐回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怀表。表盖内侧嵌着一张小小的照片，是他和正雄、正英三兄弟的合影——那是正英去延安前，硬拉着他和正雄去拍的。照片上，正英站在中间，一手搭一个哥哥的肩，笑得见牙不见眼。
他啪地合上表盖。
现在，天快亮了。魏正宏把正英的信折好，放回信封，犹豫了一下，没有放回抽屉，而是塞进了西装内袋。那个位置，贴着心口。
桌上有份待批的文件，是关于“加强管控与大陆亲属通信”的新规。根据这份规定，任何与“共区”亲属的书信往来，都必须报备审查，违者以“通匪”论处。他拿起钢笔，在签发栏停顿。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一滴墨汁慢慢凝聚，将落未落。
窗外，天色渐渐泛白。又一夜过去了，他又一次在安眠药的幻梦里，短暂地逃离了清醒时的两难。可药效总会过去，太阳总会升起，而抽屉里那枚生锈的子弹、那张泛黄的照片、还有此刻贴在胸口的信，永远在那里提醒他：
有些选择，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笔尖落下，他签了“准”字。字迹很重，力透纸背，最后一笔甚至划破了纸张。
他按铃叫来秘书：“高雄那个走私案，主犯改判无期。另外，帮我查个人——”他顿了顿，“香港的妇产科医生，要最好的。”
秘书愣住：“处长您这是……”
“我有个朋友的妻子要生产，”魏正宏没有抬眼，手指摩挲着内袋里那封信的轮廓，“去办吧。钱从我的特别经费里出。”
“是。”秘书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魏正宏拉开窗帘，晨光涌进来，刺得他眯起眼。远处，淡水河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河对岸的观音山还笼在晨雾里。
他站了很久，直到上班的哨声响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审讯，新的追捕，新的忠诚与背叛。他把手伸进内袋，最后摸了摸那封信，然后挺直脊背，换上将军的威严表情，拉开了办公室的门。
门外，整个军情局第三处已经醒来。打字机声、电话铃声、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声音，汇成一部精密机器的运转声。他是这部机器的指挥官，必须准确，必须冷酷，必须毫无破绽。
至于心底那个小小的、柔软的角落——就让它待在无人看见的暗处吧。像抽屉里那枚生锈的子弹，像那张泛黄的照片，像所有见不得光的愧疚与思念，只在深夜独自一人时，才敢拿出来看一看。
走廊尽头，一个特务匆匆跑来：“处长，陈明月在牢里用头撞墙！”
魏正宏脚步一顿：“人怎么样？”
“额角破了，流了不少血，已经送医务室了。”
“加派看守，别让她死了。”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找个医生看看她的胎。”
“是。”
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一声，又一声，像心跳，也像倒计时。
而在医务室冰冷的病床上，陈明月睁着眼睛看天花板。额头上的伤口已经包扎好，血渗出来，在白纱布上洇开一小朵红梅。她的手轻轻放在小腹，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像在说什么。
窗外的天空，一只早起的海燕掠过，翅膀切开晨雾，飞向不可知的远方。
（第三二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