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把喝完的酒杯往桌上一放接着又说：“第二天乘客们又聒噪着要我进城。当时我的确不想再冒这个险了，只想着就停在东江站能做多少生意就做多少生意算了，图个平安和不受气，以后实在没钱赚就把车卖了。可后来耐不住车上那么多人硬磨软求，再加上我的确也有想多揽点客挽回昨天的损失的心思，又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自己昨天才被罚了一次，又给他们发了烟，他们总会讲点情面吧！于是我耳根一软、头脑一热又进城了。这次就更惨了，车直接被扣了。我托了不少关系，花了不少钱，才在三天之后把车弄出来。这次的损失几乎要我跑三、四个月车才能挽回来。
“我还是执迷不悟，脑瓜子一根筋，没想到去打点关系。我觉得自己是凭劳动谋生，为什么要走这些歪门斜道，要低声下气去求他们呢？他们每次都指责我违这规、犯那法了，这那是我愿意呢。我并不想破坏政府定下的规矩，这是你们逼着我去犯规啥，我为了生存、为了活路才这样做的呀。如果他们这些执法者不违规，严格执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会这么做吗？我有时想，政府搞出这规定那规定的，究竟是为了为老百姓呢，还只是为了安排一些人上岗，同时也给某些人发财的机会呢？”说这段话的时候，桃姐的眼神是空洞的、迷茫的。
“后来因为生意不景气和对这些不公平现象的怨恨，我竟有了赌徒心理，偶尔也会开着车往城里揽生意。有时还被我赌中了，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没逃过线路办的魔爪，被罚款或是被扣车再加被罚款，这两个月在这方面的损失那是我跑一年车都赚不回来的。后来我只有通过我村一个在城里上班的人把线路办专门负责水东的二中队约了出来，请他们给吃饭，按他们的规矩给他们打红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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