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巷子里的人都知道，郭茂才的生意，不在橱窗里。
凌晨三点，典当行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离地还有一米多。昏黄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照亮门口几滩干了的水渍。后院二楼办公室的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郭茂才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账簿。
他五十六岁，干瘦，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看着像个退休会计。但他那双眼睛不像——眼珠子太活，转得快，像在随时计算什么。
账簿上记着近三个月的“业务”。每一笔都是代号：7月12日，A类，收入十八万，佣金五万四。7月19日，B类，收入三十二万，佣金九万六。8月5日，C类，收入四十五万，佣金十三万五。每一笔对应的，都是镰刀小组的“活儿”。
他合上账簿，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八年了。从何奎第一次拎着个黑塑料袋走进来，到现在，整整八年。那袋子里装着二十万现金，还有一股血腥味。他没问那血腥味从哪儿来，只是点了数，开了张当票——当品写的是“仿古瓷瓶一只”。从此，镰刀小组的黑钱，开始通过他的典当行变成干干净净的“营业款”。
这笔钱养活了多少人？何奎他们五个，周祥那个修车的，还有武器贩子、假证贩子、提供藏身地的——十几口人，全从他的典当行过钱。他抽三成，从不讲价。八年，两千万流水，他一个人拿走了六百万。
他把账簿锁进抽屉，站起来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巷子里黑漆漆的，路灯隔三差五坏一盏，没人修。远处街口有个治安岗亭，灯亮着，但值班的治安官这个点儿八成在睡觉。
他放下窗帘，转身走到墙角，打开保险柜。保险柜里除了现金和金条，还有一个小铁盒。他拿出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张纸。
照片是八年前拍的：何奎站在他典当行门口，手里拎着那个黑塑料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用的是一部一次性相机，在街对面的车里拍的。留一手，这是他混了三十年的规矩。
那张纸上是几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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