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赞赏。从最早在大同见到刘韐的时候开始，他对这位老者的印象就非常好。今天刘韐不怕触犯李虎的威严，直言不讳，而且直接说中要害，的确让李虎感触颇深。相比起来，他觉得李纲改变了很多，虽然『性』格还是耿直刚烈，但心计却越来越深沉，深沉到李虎不得不小心提防。
“制定国策的目的是保证王国的生存。”李虎说道，“历朝历代，因为土地产出少，必然把大量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确保粮食的安全。粮食安全了，王国也就基本上安全了。到了本朝，情况变了，随着土地产出量增加，随着一系列鼓励开垦政策的实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但养活了一亿人口，还有富裕的粮食可供商贸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此朝廷不得不鼓励发展工商业和其它各类行业。”
“国情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走老路，继续以历朝历代的治国思路来制定国策，继续以崇本抑末的策略来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显然无法适应国情，更无法发展国力，由此也就无法确保王国的生存。”
“大宋的败亡就是一个例子。大宋即使财政崩溃了，但民间财富依旧惊人，所以大宋的败亡不是因为财政崩溃，而是因为国策失误。”
“大宋国策造成了三冗等各种弊端，在每年财政收入高达八千万贯的情况下还入不敷出，随后的变革还是没有走出固有的桎梏，以致于变法失败，国祚崩裂。”
“这时候，我们必须反思，在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已经不能适应沿袭了上千年的财经策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继续用儒学的陈旧理论来制定国策和财经制度，还是用战略利益的思路来制定国策和财经制度。”
刘韐明白李虎的意思。在本朝，有道儒和法儒之分。在国策上，道儒推崇无为而治，经济上放任自由、不抑兼并；法儒则推崇抑兼并，国家垄断，重农抑商。按照李虎的话来说，如果财经制度都是以儒学做为其理论的情况下，道儒就是从战略利益出发，而法儒则是从儒家礼仪和法家刑名出发，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策理论。
李虎以人口和土地为基础，以创造财富来增强国力为目标，详细阐述了农工商并重的财经制度，试图说服刘韐。
刘韐在今日的朝廷中，算是最坚定的新政变革派了，而他又是南方人，出自蔡京一系，如果能说服他，让他改变思路积极加入到这场变革中，那么李虎就有把握在平定东南叛逆、收复东南州县后，迅速在东南推行变革策略，并取得成功。
中土的经济重心就在东南，东南的财赋占据中土财赋一半以上，将来中土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东南，而东南官僚大部分是王安石、蔡京等新党人士的门生子弟，朝廷变革策略的实施都要依靠他们。关学子弟不管怎么努力培养，在二十年之内，根本达不到新学子弟的规模，假如李虎在未来数年内平定了东南，那么很显然，变革政策就必须依靠东南官僚来完成。
刘韐的重要『性』由此突出，李虎虽然明明知道刘韐可能会成为自己夺取大宋国祚的重要障碍，但他不得不重用刘韐，试图用大战略的成功和变革策略的成功来说服和改造刘韐，让他在日后成为发展东南经济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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